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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
     中国 民间的会社组织发生于战国两汉,此后不断 发展 ,至明清蔚为大观。明清时期城乡间形形色色的会社,使原有的 社会 结构和组织体系更加复杂化,并在社会运行和演进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 影响 。

  但学术界对明清会社组织的 研究 ,看来还不够充分。这方面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相对于城镇地区的行会、商会等会社的研究,对乡村地区会社组织的探讨一直比较缺乏。国内学术界历来对 农村 经济 、宗族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十分关注,已有大量论述,两相比照,也形成了鲜明反差。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明清会社的著述中,对会的探讨较多地属于描述性文字,尚不能深入揭示其内在特征和发展逻辑,也就不能看清其功能和影响。有鉴于此,笔者将我们在江西省乐安县的一个田野调查点──流坑村获得的有关材料加以排比 分析 [1],试做讨论,敬希读者指教。

       一、流坑村的基本情况

流坑村,坐落于赣中的乐安县南部中高丘陵区的一个盆地中,现有816户,4750人,系董姓单姓聚居的大型村落。发源于其东南山区的乌江半绕该村,向西经永丰、吉水下注赣江,成为流坑联结外部世界的纽带。

流坑开基于五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其时董氏的先人从宜黄迁来,垦拓殖谷,至宋初已是当地有影响的家族。宋代流坑科名大盛,共有进士26人,占乐安当地的 1/4。其中仁宗景佑甲戌科(1034)董氏有叔侄五人同时登第,时号“五桂”,最为知名,并出现了户部尚书董敦逸和状元、参知政事董德元等一批高官,董氏成为当地大族。元明时期,董氏科名呈下降趋势,但仍不失为乐安的“ 文献 世家”,特别是在曾任北京国子司业的董琰、监察御史董时望、南刑部郎中董燧和刑部尚书董裕等人的影响和努力下,流坑董氏的宗族组织和社区建设得到很大发展,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通过这批士大夫的努力,到明代后期,流坑不仅成为一座墙垣围绕、人口众多的大型村落,宗族组织亦已相当完善严密。董族内部析出八个大的宗支,即文晃、镜山、胤昂、胤清、胤隆、胤旋、胤明和双桂诸房,其下又有众多小房,并形成了以大宗祠为首、包含数十座大小祠堂的祭祀和管理体系。它们和族产、谱牒、私法及学校等构成了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框范着所有宗族成员从而宗族组织的自身,成为社区自治和社区控制的要件,也在整个村落中形成了极为浓厚的科举文化氛围。崇祯九年(1636),大旅行家徐霞客路经这里,他看到的是:“其处  纵横,是为万家之市,有五桂坊焉”[2]。这是流坑董氏宗族 历史 上的黄金 时代 。

  清代前期始,流坑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董族的科举功名大为衰落,“鲜读书通达之儒”[3],另一方面,该族却适应了整个赣江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品化趋势,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发展起商品农业特别是发达的竹木贸易。董族出现了一大批富有的竹木商人,大量族人则成为排手,将上游山区的竹木贩运到赣江乃至长江下游各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董族凭借宗族的强大力量和地理之便,垄断了乌江上的竹木贸易,获取丰厚的利润,竹木商业遂变成流坑董族的支柱经济。
竹木贸易的发展,不仅使流坑董氏摆脱了明代后期以来“人稠地窄,饶益甚难”[4]的局面,而且在族内形成了一个人数很大的商人群体。他们普遍通过捐纳取得中、低级的职秩或监、贡身分,又以雄厚的物质力量积极从事宗族和社区建设,如扩大族产,修建祠堂,编刻族谱,助学施惠,因而取代了以往士大夫精英在宗族内的中心地位,并且使清代前、中期流坑董族的宗族组织进一步发展。但由此,也使流坑社会中出现了与传统的士大夫精 英文 化相背离的趋势。用乾隆年间一位老儒的话说是:“顾由今视昔,大不相及。ŸŸŸŸŸŸ继自今,人心不古,风气亦殊,即有一、二老成呼集后进,欲使聪听彝训,而一闻夫易简知能之说,非讶则笑矣!故以唇焦舌蔽,往往指为具文”[5]。明代为士大夫所禁止或反对的各种“淫祀”和杂神崇拜广为流行,各种民间会社组织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近代以来,流坑社会渐趋衰落。从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流坑无不受到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而在董氏宗族组织内部,人口减少,房支高度繁衍,经济严重分化,传统的文教事业也随着科举的衰落、终止而式微,原有的宗族和社区建设的主体──文化精英阶层逐渐消失,宗族凝聚力和约束力逐渐下降。这方面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1927年,在流坑巍然耸立了三百余年的大宗祠被军阀焚毁,董姓已再也无力修复。到本世纪的40年代,流坑这个昔日经济、文化和宗族组织均极发达的农村社区,终于渐呈破败、凋弊的景象,一蹶不振。如今的流坑村,仍然是当地最贫困的村落。

  二、商业化与世俗化变迁下的会社组织的繁荣

流坑的历史长达千载,但已知会社组织的出现是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由南刑部郎中任上致仕的董燧回到家乡,与曾任四川大足县令的董极和时任云南巡按御史等职的董裕诸人一起,对流坑的宗族和社区进行了一次大的整治。他们复宗祠,立族规,续宗谱,创设族正和捐产附祀制度,规划和重建整个村落,使流坑宗族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董燧为了“正人心,一教化”,“邀父老子弟每月二会”于村中的圆通阁,是为圆通会。此会之 内容 ,除了宣讲明太祖圣训及忠义亲长、尊严逊让等伦理纲常,董燧还亲自登台讲学,并同与会者交流读经和修身的体会。作为江右王门的知名人士,董燧本人极为热衷于讲学参会,以至有“无一年不远出会友,亦无一日不讲学”之誉[6]。他“与觉野诸公合一邑为郁林之会,与疏山、继峰诸公合一郡为疏山之会,与庐山、见罗诸公合各郡为青源之会,而又浮两浙,泛五湖,访天真,寻白鹿,大会同志”[7]。所以,圆通会实际上是董燧等人把王学人士特别钟爱的讲学会在流坑付诸实践,并成为他们以王学为指导,积极从事乡村建设活动的重要一环。

嘉、万时期,流坑还有个贤劳会。据万历十年(1582)所修董氏大宗谱,嘉靖壬戌年(1462)修建大宗祠的孝敬堂,该会捐银10两。贤劳会未见其他任何记载,但由会名和它列名于所有捐资房派之首这一点来看,它可能是一个全族性的类似长老会式的组织。另外,大宗谱还记载了万历元年(1573)重修敦睦堂和育贤楼,“记费一千余金,除本祠祭银叁百两外,余皆丁粮派出,义会乐助”,说明其时公益性的会社也早已出现。我们在村中武当阁旁一块嘉靖年间的墓志上,还看到墓主与友人“为会于武当阁”的字样。此会性质无从推测,但其时会社已非偶然现象由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会社组织已经在流坑的宗族和社区生活中发生作用,但数量还比较少,内容也主要集中在教化和祠祭方面。

入清以后,流坑的会社组织急剧增加,地位也日益重要。几乎在宗族和社区的各种事务中间,都可以看到会社组织在发生作用。

  与流坑村浓厚的科举和士大夫文化的氛围相一致,以教化族众和帮助子弟就学科考为目的的 教育 类会社,是流坑会社组织中较重要的一类。其中最重要者,当属文会。文会是董族秀才以上读书人的科考会文组织(清末以后,小学毕业生亦可参加)。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可能在明代,到清代则已发展为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全族的文会每年二月二十日举行春祭,祀董仲舒,然后举行一周左右的会文,切磋经义文章,考校后学。各房同样有文会组织,如镜山房,“每岁三月初二作文会”,“早、午设酒饭,下午省牲,惟作文者及在场督率之前辈掌事饭酒”[8];又如胤清房下的坦然公房,有名为“崇文社”的组织及建筑,复彦房下也有所谓“崇文会”[9],当即这两个小房的文会。文会均有历年族人捐赠或宗祠划拨的会产,大宗文会尤富,据称清末民初 时尚 有土地数千亩,租谷上千石,山林数万亩,租金数百光洋,故村老称为首屈一指的“富会”。该会用此产业为基金,供应祭祀、会文之费,并经常性地资助族中贫穷士子。因该会成员均为绅衿,在村中地位很高。村中请酒皆须顾及此辈,遇有讼事争端,也常在会中平直,有时房族的部分公产也由其代管[10]。所以,文会长期以来一直是流坑社区中一个重要的功能组织,大宗文会的地位可说仅次于大宗祠。很显然,文会的这种地位与科举制度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精英在乡村中的支配地位,是完全一致的。
与文会相似的是专门资助子弟受教育的教子会。以双桂房的养正会为例:道光六年(1826),该房一些商人士绅有感于入清后族中文风不振,入泮者稀,乃“各醵金起立一会,名曰养正”。此钱生息购得三百余石租的田产,“一房之后进,无贫富大小咸得取资焉”,从进蒙馆到乡试皆有给费,一一详列[11]。文会和教子会在江西各地所在多有,流坑亦盛,它们无疑有力地保障了宗族子弟接受正统教育的过程,对维系科举、促进国家 政治 和地方小社会的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尤其是竹木贸易的发展,流坑清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经济类会社,而木纲会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木纲会成立时间不详,但当不晚于清后期[12],是流坑董氏竹木商人的行业组织。凡董姓从事竹木贸易者,均可入会,但需缴纳会钱,遵守会规,主要包括不带外地客商进山,不得相互争夺各自的主顾、撑手和定购的竹木,遵守约定的排工工价等,违者处以罚款、停止经营直至送交大宗祠议处的惩罚。而会员的经营活动则受木纲会保障,除无虞不正当竞争外,如遇事故会有义务予以帮助,如有时散了排,由该会出面将竹木赎回发还个人等。木纲会由会员选举会长,后者负责处理会务及违规者。另外该会田产很多,也是一个富会。木纲会与明清时期的一般工商业行会有相似之处,属于保障成员利益,限制成员竞争的行业组织,但它与后者又有根本的不同:木纲会的成员资格限定于家族范围内,其基本作用在于保证董姓对竹木贸易利益的独占,它是流坑董族垄断乌江竹木贸易的工具。因为竹木贸易和竹木商人在流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木纲会在流坑也具有特殊影响,在不少社区事务上地位逐渐重要,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地位更在文会之上。

流坑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经济类会社是絘筐会。该会专为解决族中贫家妇女纺织困难而设,以会产定期向她们发放无息贷款作为本钱,帮助她们度过难关。明清流坑与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家庭纺织业是一个重要的附属经济。从族谱中看,许多寡妇甚至均赖此为生,另据一个水南的老布商告诉笔者,三四十年代他每年在流坑一地收购的夏布达一、二千匹。所以絘筐会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

清代流坑还出现了一种以保障族产为主要宗旨的会社组织。乾隆年间,乌江对岸董族的“风水宝地”白茅洲为人“窃取洲利”,又被排夫挖开洲脚,以利上下,伤损“风水”。董姓士绅在两次“禀官禁止”之后,“合族贤达,联诚立会,共图世守”[13]。胤功房下的时修公房也有“洲会”,目的同样是保护“水口夹洲”不被侵占[14]。可注意的是,这些会所要防范的窃取侵夺,往往来自本族或本族的其他房派,这是令人深思的。又清代流坑还有一种纯以集资生利为目地的会社,如清末民初胤明房下有一个士心会,参加者集股放贷,年终用利息买猪杀之,按股分肉。这些也可算是经济类会社。

随着清代流坑宗族组织和世俗化的发展,祖先祭祀和鬼神祭祀活动越来越繁杂活跃,所以宗教祭祀类的会社出现最多,可考者有各种祠祭会和神会、水陆会、地藏会、傩神会、新傩神会、财神会、真君会、太子会、五王庙会、观音庙会、章王庙会、武英王庙会、港背(老爷)会等等名目,数量甚夥。祠祭会存在于若干房族中,有祭会、春祭会、秋祭会和清明祭祀会等名称,主要是通过立会来保障祠堂的祖先祭祀。各种神会,则主要是支持庙宇的祭祀活动。如同宗祠一样,流坑的寺庙系统也是既多且有不同层次。神社团和太子庙是全村各房共同祭祀的对象(镜山房例外,但这有特殊的原因[15]),其余寺庙则有明显的房支属性,构成较小的祭祀圈。如五王庙属镜山房,三义庙属胤功房,港背庙属胤隆房等等。与此相对应,宗教祭祀类的会也是既有合族之会,又有一房之会。合族之会如水陆会:流坑清代以来每十年在大宗祠举行一次水陆大会(1941年举行了流坑历史上最后一次水陆大会,但因大宗祠被毁改在桂林公祠进行),建立醮场,超度亡灵,同时唱戏开赌,为时月余,耗费巨大。届时,方圆许多里内的人们都会前来看热闹,是村中及当地的一大盛事。为了支持此事,大宗祠专设水陆会,拨予田山银钱作为基金。据老人回忆,水陆大会一次花费达几万元,说明该会会产是很充裕的,而且它实际是大宗祠管理这大笔专项基金使用的辅助机构。至于各房下的此类会社,则上面所举几乎都是。它们一般以捐赠或集资得到的会产收益为经济基础,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和房族的宗教需求。

与祭祀类会社不无联系的是娱乐类会社。清代流坑乡民的自娱活动很多,最重要者当推年节和祭典上举行的竞技活动和游神、娱神仪式。支持这些活动的,常常是会。如流坑各房均有的灯会和傩神会,每年正月玩灯、玩喜(舞傩)时,由该会当值的小房主持,费用则从会产中开销(不足部分由当值房用公产贴补)。端午节赛龙船,亦由灯会资助,发给胜者奖励。流坑的灯彩、傩戏和龙船在当地相当有名,其对增强族众的凝聚力、巩固宗族组织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清代流坑会社之普遍,由上举诸例已可见一般。其实此外的事例还有很多,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有专门的会为之服务。流坑临江,往来涉水不便,族中就有桥会和船会以建立桥梁和义渡并维系之,方便行旅。养生,有育婴会(全族性的一个,部分房支也有自己的育婴会),救济族中无力养活子女的家庭;送死则有棺笼会,专司本族死者的葬埋。流坑董族为了满足生活服务方面的需求,特许一些外姓入居,从事诸如理发、抬轿、打锣、帮佣等贱业,唯埋葬则只由由数户董姓族人组成的棺笼会进行,可能是因为看重送死且有防止他姓觊觎随葬品的意图。这几户族人地位较低,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不准出门,怕给人带来晦气,但不世袭,大宗祠付给的报酬也较为丰富,足为补偿。流坑人曾不无得意地说“祖有祠,社有学,水有桥梁,堂有育婴”[16],事事有公助之备。而支持它们的,往往就是这样一种会的机制。

应该说明,上面的叙述分类,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因为流坑各种会社的功能往往并不是单一的,象前面提到的文会、木纲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再如各房的灯会和一些祠祭会,除以会产在当值年份承办灯彩或供应祭祀外,平时也以之维修祠宇公墓和助学等。乾隆年间,一个小房民五房与时修公房的洲会争夺水口夹洲,前者出面的是“地藏会众”[17]。顾名思义,地藏会是一个神会,但却成为争夺族产的主体。故会与会之间既有分工,又有重合,具有较大的互补性。这就更加强了会社组织对宗族和社区事务的支持。当然,上述各种会并不是一直同时并存的,它们有的长期维系和发展,有的则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衰落,有的甚至几度兴废。清代流坑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个体绝对增加。

总之,清代流坑的会社组织比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五花八门,在在皆是,十分活跃。会已成为流坑社会内的一种经常性的功能群体,它们往往和宗族组织相为表里,形成了复杂的组织结构和互动关系,在宗族和社区的自治有序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达到了它们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期会社发展最显见的原因,是商业化和世俗化的趋向:商业化充实了会的经济基础,世俗化则加速了会的生衍。但深入地看,会社组织的较大发展,应是由于它们的以下特点决定的。第一,会社组织可以使宗族的社区内部的特定事务得到重视和保障。通过起会,宗族或社区成员对这些事务投入了经常性的关注和财物、人力的支持,为乡村 问题 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灵活、有效的途径。流坑许多为了公益目地的宗族集资活动之所以要采取会的形式,除了当时会社普遍发展的一般影响,这是主要原因。第二,会社组织对乡村事务的有效服务,是通过一种较合理的成本负担和汲取机制实现的。无论是合族起会的分摊、义会乐助的捐献,还是分享利益的集资,都大体适应了社区现实的经济状况,客观上起到了调节乡村经济关系、缓解贫富分化的严重后果的作用,也切实保障了会的运作。第三,会社组织还为乡村中经济、文化上的优越者提供了提升个人地位的机会。作为一种利益群体,会使会员和其他人区别开来,而它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则使会可以迅速展现小群体和个人的成就,特别是为一些个人资源相对有限的人们以集体的形式获致地位创造条件。所以明清会社组织的发展,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上的需求。正是由于会的这些特点,会社组织便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便是会社组织在明清时期的江西农村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

  清末以来,流坑董氏宗族渐渐走向衰落,会社组织总得看来与这个大趋势也是相吻合的。从数量上看,这里的会在减少,过去一些较重要的会如大宗族的絘筐会、育婴会消失了,财产被并入文会;但更重要的,是许多尚存会社的管理、作用和影响都在逐渐削弱。像流坑最重要的会之一──文会,民国中期以后聚会和资学的活动都减少了,水陆大会民国期间也仅在1941年举行过一次。还有不少会会产渐削,成为所谓的“穷会”, 自然 也难有作为。社会的动荡,经济和文化的衰落,宗族组织的趋于瓦解,都应是这个趋势的原因。但是,不少会社组织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尤以各种股份制的利会仍然活跃(详下),木纲会在宗族和社区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及至解放,由于社会制度的巨大转折,流坑民间的各种会社才突然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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