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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启示

  摘 要: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特征规律和建设实践与人类文明孕育、发展和盛衰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文明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本文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思想及其给现代社会的启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思想;现代社会
  
  人类和经济社会发展依赖并作用于生态环境,已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生产力水平越低,生态环境对人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古代文明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凭借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和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对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一、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实践
  
  石器时期,人类主要是采集和狩猎,兼事渔捞,以取食物。旧石器生活在森林里,已积累了森林方面的知识。早期,采集处于重要地位,主要是索取自然界物质来维持生存。晚期,已利用木材的弯曲和弹性制作弓箭。新石器除从事并扩大采集活动外,狩猎和渔捞有了显著发展。以渔猎为生的包牺氏,已积累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周易•系辞下》)的经验,并引导人识别天、地、水、火、山、泽、风、雷等自然现象。
  在漫长的采猎过程中,古人对许多生态环境要素有了朴素认识,把周围的动植物甚至山岩、流水看作是自己的同胞姐妹兄弟:芬芳的花朵是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自己同属一个家庭。采集、狩猎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以免遭受饥饿和各种灾害的损毁。如《国语》所言,九州山川河湖,是生存的物质资源,应祭祀保护和利用。为了开辟新食物来源,古人在积累一定的动植物知识后,就开始了植物和动物驯化工作。这也是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戴圣《礼记•礼运》)而成为始祖。新石器中期的黄帝提出了按时节开发利用山林川泽资源要求,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园林——平圃。
  夏商周王朝能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生态环境条件是其重要原因。黄河中游地区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与长江流域相比,地下水位低,土质渗水性好,不易形成洪涝。即使发生洪涝,也能较快恢复生产。考古发现并证明,夏王朝之所以从小国林立局面中脱颖而出,生态环境是其重要原因。二里头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反映的生态信息和历书《夏小正》有关动植物、特别是农作物的记载,详细叙述了夏王朝的生态状况。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建立,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地理和生态环境条件有关。周朝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山川林泽更为重视,制定了一整套的保护政令、制度和办法,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人员对其进行管理。如兽人、猎人管理田猎,山虞、林衡管理山林,川衡、泽虞、渔人管理河川湖泽等。整个周代,在保持生态平衡尤其是在山林湖泊和动植物管理与保护方面积累的经验与过去相比要多得多。《易经》中的卦爻辞记录了周人的多样化生态环境活动,提出了根据季节和林木生长规律进行合理采伐的思想。《易经》对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精辟论述,是一笔宝贵的生态文明遗产。
  可以说,三代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极为良好,这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使中国较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黄土高原之所以成为早期的农业起源中心,与所处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黄土高原在当时既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带,又是丘陵地区,有着极为良好的聚落和生态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气候温暖湿润、河流纵横、湖沼密布、植物葱郁、动物繁盛,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诗经》曾描写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末)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古人生活,共收入诗歌305篇。《诗经》提到的植物近一百五十种(树木约五十种),对植物和野生动物生长生存的习性与环境都作了较多记载,其中对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植物记载尤为详细。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实践全面推进时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居于世界领先时期。管仲从强国富民高度,强调了保护山林川泽与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性。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专长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龟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管子•八观》)他还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天下王”,“原野的五谷生产,观一国之饥饱;以山泽、桑麻、六畜之产,观一国之贫富”(《管子•八观》)。孟子主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且力主用养平衡。战国时已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上升为治国安邦之策。荀子在《王制》中提出了许多反对过度开发山林川泽资源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主张。汉代,虽出现了大量垦荒现象,但就全国来讲,生态依然平衡,环境同样良好。西汉的《尔雅》和东汉的《说文解字》收录了大量树木和鸟兽,其中对不少鸟兽的分类和命名沿用至今。战国以前的林业活动一般依附于虞衡业或园圃业,战国后就发生了变化。《淮南子•主术训》在谈到汉代农业生产时,特别提到“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表明林业已和五谷、六畜、桑麻并列,为农业生产重要项目,成为了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四民月令》和西汉王褒《僮约》中发现,汉代已出现了大规模经营经济林或用材林的业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斗争激烈,战乱频繁,退耕还牧,粗放经营,生态环境建设进步较小,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倒退现象。但在南方经东吴孙权及后来的六朝政权后,因恢复和推行新的耕作制度、植保技术、垦种方法等,出现了较大转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有了提高,且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对自然界存在的食物链有了更加独特的认识。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既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农书,又是一部内容丰富、作用巨大的生态环境著作。书中以蒜为例,总结了生物的变异与生态环境条件改变之间的关系;以豆类作物肥田益稼为例,论述了共生互利关系;以桑椹子、黍、麻楮为例,提出了共生互养办法,对生态平衡和生物间的相克相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隋唐时期虽然较短,但生态环境趋于良好。北方夏热冬暖,南方酷热多雨,林木繁茂。又因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普及生产技术。北方的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则更进一步提高。隋炀帝在认识到林木有保持水土和保护河岸作用后,曾下令规定淮南各州郡沿河植树。唐朝安史之乱前,政权稳定,文化开放,气候温暖,植物茂盛,生态力富足,虽鼓励农耕但趋于平衡,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追求自然风光和山林情趣,出现了建造私家园林现象,并使我国建筑、特别是园林由宫苑向自然山水方面转变,产生了写意山水园林景观。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因人口增加而加大了垦殖力度,北方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大破坏,但南方则因人少地多,生态环境依然良好。就全国而言,陷入了粮紧增人、粮丰人增、粮紧又增人的怪圈。人口膨胀,必然加大垦殖,加大垦殖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破坏必然减弱抗灾害和抵御危机能力。其后的五代十国,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
  北宋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但在经济上赤地一片,是中国历史上贫弱无力时期,又因黄河改道,频繁决口,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害。北宋庆历年间的第三次黄河大改道,预示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全线崩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崩溃,促使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宋代不得不放弃多朝故都长安与洛阳,向资源丰富的东南迁移,以致南宋乐于江南,不愿意返回不毛之地。也正因为南移,把北方的先进技术带到了南方,与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结合,才使全国的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期间,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张载《正蒙•乾称》)主张,力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和“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以此确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准则。随着经济好转,研究生态、园艺、造林等动植物及其保护利用的人物及其著作也不断涌现,并出现了一大批成果。根据《我国农学书录》记载,宋代农书著录有一百多种,而花木栽植技艺方面就达三十多种,并极大地促进了花卉业发展。植物类谱录著作的繁荣带动了动物谱录发展,宋代谱录类著作中关于动物的谱录相当丰富,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走上了一条以鼓励垦荒为主,辅以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完善仓储赈济制度,以达到最大限度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被现有耕地挤压出去的过剩人口的老路。总体上看,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虽没有多少进步,但在人与自然、生物资源培育、保护与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理论方面却有较大进步。顾祖禹等人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外部的、非决定性的条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向复杂化;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但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技术水平较低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技术水平提高时会减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这种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思想,已揭示出生态文明思想在明代已发展成熟。康熙雍正时期为清代封建经济极盛时期,但因垦荒过度和农民战争频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但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先后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我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系列文章和著作,详尽阐述了他的地理、生态和环境观。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地区(域)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在《饮冰室文集》中梁启超指出,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是因为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梁启超还深刻分析了环境与国家形成的关系,认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使不同地区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他在分析高原、平原、海滨等地理、生态和环境特征后指出:高原地区草木茂盛最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内部缺乏统一的内聚关系,所以不能形成国家;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利于灌溉,适于农业,人民皆土著,血缘与地域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容易形成巩固的封建统治;滨海居民濒海而居,富于开拓冒险精神,因而濒海国家发展较快。这些观点已注意到了地理、生态、环境在国家形成、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的意义及其相互作用。
  
  二、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思想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通过研究和总结,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产生并树立了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观念
  《国语•周语下》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祟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者钟也。夫天地成而拘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汙库,以钟其美。是故聚而不阯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这里既指出了生态环境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又论述了开发利用自然必须依据自然规律及其状况而为的道理。《札记•郊特牲》中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虽是腊祭歌词,但反映出古人对生态平衡的理解和良好祝愿。先秦的思想家大多有了生态意识。管仲提出,“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是国之贫也”(《管子•立政》),“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平衡)焉”(《管子•七法》)。荀子既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又主张对生态问题给予高度注意,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要求。《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先秦时按季节安排生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汉代,则有了更为强烈的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方面的意识。“故先王之法,数不掩群,不取麝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不得布于野,獭未祭色,阁罢不得入于水,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孵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是故草木之发苦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源,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刘安《淮南子•主术训》)古人向来把自然生态环境看作是赖以生存的条件,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理念,同时,还注重“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想环境,推崇“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郭璞《葬书》)生态模式,要求住宅和建筑物要背倚连绵山脉,前临平原,要两侧水流曲折回环,水质清晰,交汇于前,要左右护山环抱,山上林木葱郁。帝陵和一般墓地更是如此。
  
  (二)积累并总结了保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经验和知识
  如何保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国传统社会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许多富有特色甚至居于世界前列的思想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自然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传统社会中的不少统治者虽没有处理好开荒耕种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但对自然资源被破坏及其后果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夏禹治水,曾度九山,开展大规模山林测量,实为全面掌握自然状况和更好保护利用资源。《汉书•贡禹传》记述,贡禹是第一个认识到过度采矿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的人,“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并强烈反对无节制凿井和采矿。《周礼•山虞》中的“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列),而为之守禁”,意思是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设立“蕃(藩)界”,表明先秦时已建立了类似现在的资源保护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月之所息,雨露之所养,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这里对牛山遭受破坏进行了生动阐述。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许多关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在后来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礼》、《淮南子》等对这方面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
  (2)对森林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夏商周时期,在对原始植物基本分类基础上,强调适时开发利用山林资源。如《 逸周书•文传解》所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春秋时,规定邦国、王公贵族采地、社坛等处必须种树,要求生产中贯彻“土宜之法”,采伐时重时禁。《管子•禁藏》指出,“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夭英(草木之初生),毋折竿(笋之初生),所以息百长也。”战国时,《孟子》和《荀子》提出了森林资源是可更新思想,对后世森林经营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的《汜胜之书》和东汉的《四民月令》总结了一整套树木栽培技术。西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关于树木害虫生物防治法著作——《南方草木状》。刘宋时,出现了中国第一部竹类专著——《竹谱》。隋、唐继前代实行永业田制度,劝民主种桑、枣、榆等树木。宋、元则鼓励百姓种果植树,尤其是元世祖,还规定了每人的植树株数,且以成活为准,同时,强调保护幼苗,以利其生长。《国语•鲁语》中有“山不槎(砍)蘖(新生枝条),泽不伐夭(未长成之草木)”记述。为保护森林资源,古代还制定了“火宪”。“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蔬),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王制》)《月令》季春之月“毋烧灰”,《田律》“不夏月,不敢夜草为灰”等,都是“火宪”的具体要求。
  (3)对鱼类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先民虽然以采集、狩猎、渔捞为生,但随着知识的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逐渐悟出了许多道理,增强了更多理性。如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发现的新时期时代的半坡型彩陶盆上就绘有鱼纹。河南安阳县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雕花木器所镶嵌的蚌壳、蚌泡和殷墟5号墓出土的大量玉制鱼,表明商代的先民已不再把鱼仅当成食物。约在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周礼•地官司徒》,已明确把鱼类归称为川泽动物宜鳞物加以保护。同森林资源一样,也有时禁要求,只许在一定时期内捕鱼。“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荀子•王制》),“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田渔以时,……鱼鳖归其泉”(《逸周书•文传解》)。即在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孕别之时可捕捞,而怀子与产卵期间则禁捕,说明当时已注意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类资源。《逸周书•大聚解》中的“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与云梦秦简《田律》的“毋毒鱼鳖,置穽罔(网),至七月而纵之”等,把什么时候允许、什么时候不允许捕捞,甚至不准使用毒药都讲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即使允许捕捞,也禁止使用小鱼网捕鱼。所谓“鱼禁鲲(鱼苗)鲕(小鱼)”(《国语•鲁语》)就是这个道理。《孟子•梁惠王上》也有“数罟(密网)不入氵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之记载。《淮南子•应道训》中记述了春秋季子把亶父治理得很好,渔民自觉不取小鱼的例证。
  (4)对野生动物资源有了保护利用意识。重点在分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问世于春秋的《禽经》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鸟类的专著,记载了鸟类数十种。《周礼》对中国早期的动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宋代《尔雅翼》中《释兽》收录了兽类84种,《释鸟》收录了鸟类58种;《本草纲目》收录禽类76种,兽类78种;《康熙字典》收录兽类236种,鸟类439种;《说文解字》收录鸟名近100种,兽名50多种。分类的目的在于了解掌握生态习性、分布状况和保护利用。《逸周书•文传解》中的“畋猎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骛,土不失宜”与“畋猎唯时,不杀童牛,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淮南子•人间训》中的“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等要求,虽为保护幼小和怀孕禽兽以及尚未孵化的禽卵,但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各种群能够正常生长和繁衍,也充满着辩证思想。《周礼》中还有掌管狩猎的“迹人”,专门惩罚“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淮南子•说山训》也提出了“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要求。鸟类保护方面突出了对益鸟的保护,并以法令作出规定。如《汉书•宣帝纪》所录的元康三年夏六月诏中就有“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等记载。汉代更为完善,浙江会稽地区制定了保护益鸟的专门法规。如阚骃《十三州记》中说“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草根,秋啄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宋代浙江等地出台了禁止捕食青蛙法令。明代徐光启在编撰的《农政全书》中还总结出了根据野生动物的反应预测天气变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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