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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解析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代际演进;强纲领;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有限主义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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