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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解析

论文关键词:SSK;代际演进;强纲领;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有限主义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形式主义( formalism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代发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  Scheler)和曼海姆( K.  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  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
    (一)SSK的三代发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 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 causality ) ;( 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 ); ( 3)对称性( symmetry );( 4)反身性(reflexivity )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 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I,atour )、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  ( S. Woolgar)和卡龙(M.  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Culture 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 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 cultures) ,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 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 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 ) 。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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