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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从“长房长孙”、“孝”和“长兄如父”的文化视角对高觉新的人生悲剧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源并非是其“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而是儒家“孝”和“长兄如父”的伦理观念。他的悲剧命运是五四我国家庭伦理道德转型时期的无数青年命运的典型。

     【关键词】高觉新;长房长孙;孝;长兄如父;家庭伦理道德转型
      
        高觉新是《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人们对这一形象已有许多认识。许多人认为是其自身性格和身为“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笔者则认为:高觉新人生悲剧的产生固然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但是将“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作为其人生悲剧的原因不准确;准确地说,高觉新并不是因为自己是“长房长孙”,而是因为他是本房“长子”,在祖父与父母面前,他必须要“孝”,父母死后,他必须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而走向自己的人生悲剧。他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五四时期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和处于新旧思想交替时期人们的精神特征。
  虽然对整个大家庭来说,高觉新的身份确实是“长房长孙”,但就高觉新这一房而言,高觉新的身份是“长子”,必须要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这才是真正决定他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的最重要原因。
     “责任”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正是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使得高觉新不得不与封建家长敷衍、妥协。高觉新自幼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受到过充分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封建道德意识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是非常深刻的。“孝道”要求子女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的意愿,为了实现父母的意愿,哪怕是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委屈都是理所当然的。“长兄如父”的封建伦理观念则是中国文化中“孝道”观念的延伸,也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道德尺度之一。
        高觉新的父母早亡,继母周氏软弱无能,又不是高觉新父亲的原配夫人,而觉民、觉慧与淑华年龄还小,在整个高家都没有充分的发言权。这样身为“长子”的高觉新就不得不自觉地承担起“长兄如父”的重担。于是“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 [1]开始时“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2]他的斗争毫无结果,反而会把他拖得更加疲惫。于是他选择敷衍家人,“他牺牲了一部分时间去讨她们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3]他苟且度日,把曾经的梦想抛弃,直到有了孩子,他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可无法回避的是,他还要在那个大家族内周旋。“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4]为了尽量地减少与封建长辈们的冲突,于是他采取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可见,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复杂的家族斗争中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没有高觉新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与义务,封建势力的明枪暗箭就会射到母亲与弟妹的身上。“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可见,即使高觉新不是高家的“长房长孙”,而是其他房的“长子”、“长兄”的话,为了继母和弟妹,他也不得不与封建长辈们妥协退让。正如小说中觉新所说:“我愿意做一个牺牲者。”“为了妈我就是牺牲一切,就是把我的前程完全牺牲,我也甘愿。只要使弟妹们长大,好好做人,替爸妈争口气,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实现了……”[5]
        近代中国,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深陷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个思想文化转型时代的颠覆宗法礼教的一场伦理革命,陈独秀、易白沙、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纷纷对封建礼教“吃人”本性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作为制度化儒学之骨干的礼教,其以三纲之说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伦理规范,受到西方现代性思想观念的全面挑战,而丧失了其伦理正当性。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锋芒直指其宗法主义家庭伦理道德。
        而中国古典社会立基于宗法家族制度,儒教家庭伦理是一种以孝悌为轴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这种以父权为中心的依附性家庭伦理,以血缘关系的温情罗网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它表征着古代宗法社会之“人的依赖关系”的伦理异化。马克思将现代化归结为由“人的依赖性”而“人的独立性”转型过程,并且将现代人概括为独立的个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追求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社会的进步。现代生活以个人独立主义为原则,这包括个人人格独立、经济上个人财产独立和政治上个人精神独立等内容。而儒教孝悌之说,则与个人独立主义相违,故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生活。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东方文化之短,在于不尊重个性, 视个人仅为集体中不完全之部分,而个人之价值全为集体所吞没。高觉新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的依赖关系”的伦理异化的牺牲品。高觉新的思想行为常常呈现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图景:他既是受过五四新思想影响,并真诚拥护新道德的新青年,同时,他又自觉地信奉并实践着人伦本位的、以“忠孝”为价值准则的传统君子道德。他的矛盾痛苦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五四我国家庭伦理道德转型时期的无数青年的精神特征。
        为什么说高觉新的人生悲剧不是由于其身为“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造成的呢?笔者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主观方面
  首先,在高觉新的内心深处,他对黑暗腐朽的大家庭是深恶痛绝的,而不是热爱拥护的。高觉新对其罪恶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高家外表上诗礼传家,但实则相互倾轧、荒淫无耻:高老太爷蛮横、专制,六十多岁却娶了一位满脸脂粉的姨太太,还生了一个小儿子;高克定典当妻子的首饰在外花天酒地;冯乐山等人就更是披着羊皮的狼了。这些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只会用那封建礼教来要求别人,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梅、瑞珏、鸣凤、婉儿等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小说中许多地方写到了高觉新对他们非常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为自己不能够保护他们而深深自责。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高觉新“有一个新的发现,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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