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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孔子及其儒家十分重视个体生命及其死亡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的生死观理论。儒家的生死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主要是积极的。今天,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理想和追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需要有见义勇为、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需要我们在生死面前做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在这方面,儒家的生死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道德选择路径和方式。
 
  关键词:孔子;儒家;生死观
  
  生死观是关于人的生命及其死亡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生观的主要问题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以及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生死观的主要问题是人应当如何看待生命和如何面对死亡,以及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孔子及其儒家学者都十分重视个体生命及其死亡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的生死观理论。
  
  一、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坦然面对
  
  《吕氏春秋》说:“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也就是说,生与死的现象及其本质问题都是圣贤所要认真面对并加以审慎思考的问题,有了对于生与死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就会以相应的适宜的态度对待之。《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有“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话,这些都揭示和说明了时间流逝不可逆转,人的生命也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
  杨雄把“有生必有死”视为“自然之道”,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在他看来,有生命者必然就有死亡,有开始则一定会有终结,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也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始无终者,乃长生不死。”二程也说:“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正是基于这种对生与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儒家更重视现实人生问题,而对死采取一种比较坦然和淡定的态度,正如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当问及鬼神和死亡的问题时,孔子教育学生从现实出发,要重视人事和人生的现实。李贽说:“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失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仍可伤尔。勿伤逝,愿伤生也!”李贽通过对生与死的必然性的认识,提出可以不必悲伤于死亡,重要的是关注今生,把握今生。
  王夫之也从生与死的自然现象,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们在生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说:“衰减之穷,予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离事近忧,乍亡必惊,徐来非故。则哀戚哭踊所以留阴阳之生,靳其离而惜其和,则人所以绍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依之为哀,而不依之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则人以为贵。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由此,王夫之也主张并充分肯定了对于生与死的“顺”与“宁”的态度:“盖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则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存顺而没也宁。”不仅如此,在生与死、成与败的问题上,他还提出了“守气”说:“生之于死,成之于败,皆理势之必有……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如凡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在对待死亡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即正视生死,坦然面对死亡,既爱惜生,又不畏惧死,亦即不为生死问题所累。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态度。
  
  二、儒家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反对在生死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
  
  天地生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儒家天人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认为,人与宇宙万物一样,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又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不同,有着其他事物所不可比拟的价值,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与人相提并论。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话,反映了他对人的存在地位及其价值的肯定。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也就是说,人是天地基本品质的体现,是阴阳交感的结晶,是鬼神精灵的荟萃,也是宇宙间五大元素的英华。《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论述,都反映和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超拔万物,具有崇高地位和价值的思想。周敦颐提出人是世间万物中“最灵”者,他说:“(阴阳)二气交感,生化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思想,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既然人“最为天下贵”,是世间万物之“最灵”者,那么,人就应当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当季路向孔子请教“死”的问题时,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这一回答,反映了其重视人生现实、关注人的现实生命的思想,也确立了儒家“重生”的基本人生态度。《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所关心的首先是有没有危及人的生命,有没有人受伤,而不问及马的情况。在今天看来,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在孔子当时的时代,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和牛马一样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因此孔子特别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则有着不同于寻常的意义,反映和表现了他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和关心。孔子还明确提出反对人殉,对殷商以来残害生命的人殉制度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他认为即使使用偶殉也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残忍而不仁的:“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在孔子看来,即使用木偶土偶等来殉葬,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即使是奴隶的生命也同样有着作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孔子及其儒家学者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还反映和体现在其反对战争的思想上。《论语》载卫灵公向孔子请教用兵打仗之法,孔子的回答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并在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其实,孔子并非不懂军旅之事,他以礼、乐、射、驭、书、数“六艺”教授弟子,其中的“射”、“驭”两项技艺都与军事有关。孔子之所以拒绝回答卫灵公的问题,是因为他深知战争意味着对于生命的伤害和杀戮,而这正是孔子所深切担忧和强烈反对的。孟子也对战争和杀戮持一种强烈反对和深恶痛绝的态度,针对春秋以来战争频繁、大量杀戮和生灵涂炭的情况,他特别评价说“春秋无义战”。他谴责“不仁哉梁惠王也”,就是因为“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而驱使百姓作战,致使其暴尸郊野,骨肉糜烂。大败后为了再战并获胜,又驱使他喜欢的子弟去死战。在孟子看来,这是极为不仁的。面对当时各国君主穷兵黩武,“未有不嗜杀人者”的情况,当梁襄王问他究竟谁能够统一天下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认为不好杀人的国君才可以统一天下。当有人说“我善为阵,我善为战”时,孟子却认为其实这是“大罪”。正是从关爱生命、珍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孟子强烈反对和谴责大量杀戮和残害生命的战争,提出了“仁者无敌”的主张,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作为一项道德要求和一种人生态度,不但是对人的,也是对己的。儒家认为人作为天地间的最高价值,要尊重、关爱和珍视他人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和珍惜自身的生命。所以,儒家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也反对轻生自杀等在对待生命和死亡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论语》载孔子的话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孔子看来,徒手与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是不能让人赞同的,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无谓的死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的,也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孔子提倡“临事而惧”,主张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孟子也提倡珍惜生命,主张遇事小心谨慎,不作无谓的牺牲,所以他说:“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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