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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金光大道》看文革美学

 

一、缘起:
  连日阴雨绵绵,困守在家,把过去买的旧碟片倒腾出来重新过目。
  虽然偶一买碟,但集腋成裘,一不小心,电脑桌下已被碟片占领,成为食之无味、丢之可惜的鸡肋。
  这些碟片大多是商店清舱时贪便宜卖来的,翻了翻,大部分没有拆封,有什么《公民凯恩》、《偷自行车的人》、《发条橘子》、赛珍珠《大地》、好莱坞版《十诫》,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林林总总。
  也有在盗版市场上买到的一些文革的片子,像什么《春苗》、《青松岭》以及部分样板戏。其中就有《金光大道》(上、中集)(《艳阳天》一直没有卖到,遗憾)。
  雨天好看书,现在应该是好看碟了。于是终于看到了文革精品《金光大道》。
  在国产片中,这个电影好长。一集都有两个小时,上、中两集就是近四个小时,耗尽了我半天的时间,花了我两天的功夫,才算看完。
  不好意思,看完后,我竟然感动与激动不已。剔除影片中的部分夸张的动作表现,影片的总体气氛仍是难能可贵的朴质的,体现出的中国人的努力探索的历史遗痕,至少具有一种备档的意义,而其中透露出的虽蜻蜓点水般却至为宝贵的人性的因素,则使影片散发出一种人情的美好。
  于是就想到文革美学。
  有没有文革美学?
  二、尴尬的文革研究现状:
  于是就到网上找文革方面的材料。
  看到一些资料,移录如下:
  资料1:“‘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许多中国学者不无感慨的政治现实。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和历史学者也在运用新的方法探讨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大家都看到了抢救这些历史材料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随着艺术市场的扩大,对文革时期艺术品及其图像的考鉴研究也日益深入细致,逐渐勾出了中国现代美术史整体中这一被忘却了的部分的轮廓。但是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这次展览只是中专出了很有意义的一步。(本文摘自《典藏今艺术》)”
  资料2:“研究“文革学”的洋人以美国最多,无论资料与学术水准,都堪称海外文革研究的中心。这些美国人几乎在文革一开始,即以极大兴趣投入了研究。美籍韩裔学者李鸿永在一九七八年即出版了有关广州文革的专著,其研究的深入与细致,连国内的学者也为之折服。七十年代,南加州大学的罗森为了撰写《广州红卫兵的派性与文革》,采访了一千个当时到香港的广州人,掌握的数据包括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红卫兵中的比例。美籍华裔学者陈佩华通过个案调查收集口述材料,撰写了另一部红卫兵研究专著——《毛的孩子们》。从七十年代在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到八十年代研究文革学的美国学者,或者都在其研究——寻找中国百年历史变迁规律的范畴之内。 ”
  相比之下,文革在国内的描述中仍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
  三、文革有没有美学?
  这是美学学者研究的课题。
  如果说暴力都能产生美学的话,那么,美学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表述为一种具有共同审美特征的流派,一种趋向。
  正像负增长也被作为一种增长率的概念一样,审美在进行自我的主观发言的时候,也意味着把审丑作为自己所注目的一个必然的领域。即使抛开美与丑这一个纯粹主观上产生的判断,至少审美应该有权利、有资格对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现象进行观望、观察与观看。
  正是在这样的对概念的最通融的宽容的前提下,“文革美学”这样的概念表述就无法让我们视而不见。
  文革期间的连环画成为收藏新品,文革邮票一直是收藏的热门,文革油画的拍卖也时常掀起波澜,而文革的音乐借助前几年的“红太阳”系列,风靡全国,“收租院”的雕塑在国内遭受到灭顶之灾的批判,却在国外以复制品的形式引起轰动。
  在这种对文革意向的阵发性、返祖性的回放中,难道仅仅是文革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被人们所追踪吗?在这里有没有一种纯粹的剔除了政治因子的美学因素,成为人们热衷于其中的引擎呢?
  在当年的“红太阳”的文革歌曲联唱中,难道引起全国人民痴迷的就没有旋律中的美学成份吗?
  样板戏中提出的“三突出”概念是否是一条放之五湖四海而皆成立的美学原则?看看好莱坞电影中的那些所谓超人的英雄,谁不是在特殊环境下一块优秀的好钢?谁不是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状况中,显示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那些拯危救难的好莱坞林林总总的英雄们、或者我们缩小范围就以007为例吧,整个电影中哪一处没有突出这个英雄人物的与众不同呢?
  实际上,在“文革”艺术作品总是出其不意地袭击到当代的文化空间里的时候,由于先验地否定文革美学的独立存在,最后往往使某些人士陷入某种尴尬,往往把文革艺术品的借尸还魂看成是一种文革情结的喷发。
  正像当年说“红太阳”音乐的横空出世、席卷全国是一种文革情结的再次返祖一样,最终显示出是一种可笑的对流行文化的错误判断。在那次影响最为广大的全面的对文革艺术作品的怀旧潮流中,实际上里边的文革政治因素已经被消释为零,而放大了文革艺术品中的可以与现代人们的情感趋向相与时俱进、相同步且可以接受的真诚、温馨、亲切的成份。也就是说,人们欣赏的是文革艺术作品中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美学成份。
  文革艺术作品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下,重新闯入人们的视线,我们难以回避它存在着独特的自成体系的美学风格。文革至今,已经三十余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智与冷静,去解析它为什么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它们的鲜明的特色,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美学刺激。我们可以像鸵鸟一般地拒绝对它的承认,但从现实的角度,显然这是一种可笑的极其软弱的自欺欺人的行为。
  有人必然要提到文革期间的混乱、血腥、丑陋、人性恶的释放等丑恶因素。我想,这一切丑恶的暴力因素显然不是文革艺术作品中所倡导的主题。出现这种一系列的对人性的践踏的丑恶的现象,是当时社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而激发出的一种人性恶的彻底暴露,正是鲁迅先生用他的如橼之笔前无古人地揭示出中国历史就是人吃人的实质的现代重演。没有任何一部文革艺术作品是倡导这种人吃人的中国人的社会规律的,出现这种当年的主流艺术作品的主体基调与社会中人性恶的泛滥的强烈反差与对立,只能说明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的无奈、无力与无能,而因此把历史上发生的所有血腥与暴力等同为艺术作品的本质特点,无疑就像文革期间所流行的“用文学进行反革命”的概念一样,再次让一个政治年代的艺术作品,受到一种不公正的待遇。
  为了便于我们叙述的方便,我们姑且承认有一个存在的文革美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学倾向还在世界电影史上产生影响。众所周知的世界级名导戈达尔也参加了法国受中国文革很大影响而爆发的“1968年五月风暴”。在这一红色风暴中,法国文化界就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进行讨论与对话,支持文革大革命。他们身穿绿军装,手拿红宝书。在现今的小资派的电影观摩者的心目中,戈达尔无疑是一个名牌导演,其实,戈达尔的行为更像是一个被中国红卫兵鼓动的激进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五月风暴后,这位老戈兄提出一套“电影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为了摄制革命的电影,首先应对电影进行革命”的口号,认为革命的电影应同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念彻底决裂,并且付诸于实践,拍了许多战斗电影,如《东风》、《真理》、《直到胜利》、《弗拉基米和罗莎》等等。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的介绍说:这些极左的影片更加抽象、晦涩。
  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抛开政治的偏见,提取文革中的艺术作品的共性成份,承认它具有一个共同的内质,视之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信奉的是同样的美学主张,姑且称之为“文革美学。”
  下面,我们将从《金光大道》这部电影来具体看看“文革美学”的一些微观成份。当然,咱这不是论文,只是一点随感而已,加之本人对文革电影无法全部找到,也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亲身参与文革的体验,仅是管中窥豹,一孔之见吧,也希望给国内的文革文艺学的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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