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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话西游》看网络时代的符号消费

 

   一

    法国哲学家让·博德里亚曾说:“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与铁路和电视具有同样革命意义的,是电脑网络的兴起。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电子邮件或新闻,而是人类的一种全新的沟通及生存的途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消费方式。

    当社会技术基础结构发生变化,人类的交往和活动方式也会跟随着发生变化。网络正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广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计算机网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空间,这个空间既不是虚无,也不是人类现实的活动空间,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特点,区别于现实社会的人类新的生存体系。”[2]网络空间(Cyberspace)造就了网络社会,并成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博德里亚将消费定义为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行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3]网络时代的居民——“新新人类”追求时髦,爱慕名牌,沉迷网络,崇尚休闲,而网络恰恰集中承载了这些符号功能。“符号的意义在于建立差异,以此将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区分开来。这里人们关注的是符号的所指而不是它的能指。……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即在于差异的建构。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客体的物质性,而是差异。”[4]网络符号建立的差异将“新新人类”从芸芸众生中区分开来,形成后现代社会一个特色鲜明的群体。网络本身是被大众消费的符号,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种,它也在不断地生产符号。

      二

    《大话西游》的主创者之一、剧中主人公至尊宝的扮演者周星驰恐怕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典型的香港“无厘头”搞笑电影竟会在若干年后不经意间成为后现代网络社会的强势话语。网民们用《大话西游》式的语言呼朋唤友,用剧中人物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网名,《悟空传》、《沙僧日记》等网络小说或直接衍生于《大话西游》,或承继了《大话西游》的颠覆精神。剧中的经典台词,如“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则以各种不同的版本出现在几乎任何一种网络场合,成为“e”时代的通行证。以至于有人认为,《大话西游》造就了一种“场”,在这个由特定人群构成的“场”中,人更容易与他人交流与沟通及获得理解,尤其在大学校园中更象征着时尚与前卫。[5]在一篇名为《中国互联网十大恶俗文化排名及批判》的网文中,《大话西游》被排到了中国互联网十大恶俗文化的第一位。有讽刺意味的是,奉《大话西游》为经典的并非远离文化的玩世者,而往往是作为社会精英、拥有较高学位的大学生。

    《大话西游》的流行已远远溢出网络社会,在现实社会中,它同样被新新人类、时尚青年奉为后现代话语的经典文本。不仅如此,《大话西游》甚至影响到大陆的广告界和文学创作等等方面。总之,《大话西游》已成为一种当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大话西游》之所以广受欢迎,最直接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颠覆,二是对传统语言的颠覆。由于数百年来经典文本的广泛流行,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的性格早已深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而《大话西游》将四人的性格彻底颠覆,整个世界的秩序被重新改写,英雄变成了“反英雄”,承载着中华民族反抗和追求自由精神的经典变成了精力过剩的“无厘头”嬉闹。人们,特别是追求时尚、崇尚自由的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传统经典竟然可以这样改编、调侃,我们向来所习惯的汉语言竟然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运用,语言显出了不可思议的弹性和变幻的可能。在网络这一远较现实社会更为自由的虚拟公共领域,这种彻底的颠覆精神被极度释放出来,于是它不可避免地变成网络一代的后现代狂欢。

    在网络占社会主导的后现代社会,网络社会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人们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自由言论,并逐渐形成一套区别于真实空间的话语。作为网络话语之一种,《大话西游》无疑充当了一套面向特定人群的符码,人们借助这套符码交流,不懂得这套符码的人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布厄迪尔曾对符号与权力的关系作出过如下表述:社会共同体依赖于符号体系的分享;因此,符号不仅具有沟通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真正的政治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的结构与逻辑同样隐含了认知的控制。[6]

    博德里亚曾断言消费者购买某种产品并不是直接消费产品本身,而是消费广告主对产品所赋予的某种社会能指。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在他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博德里亚给出了一个关系等式: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在这一关系式中,使用价值和所指与交换价值和能指,它们的分量各不相同。使用价值和所指拥有战术上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和能指则拥有战略上的价值。这一系统建构在功能的但却是等级化的两极性之上,从而在绝对的意义上强化了交换价值和能指。”[7]就《大话西游》文本来说,其符号价值也越来越超过其使用价值,成为主要的价值,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消费的符号。正如博德里亚所说的,“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8]因此,尽管人们对《大话西游》进行多方面阐释,但是,《大话西游》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大话西游》这一符号的占有,构成了网络的语言、符码。对于他们来说,网络社会依靠它来沟通交流,这就足够了。

    马克思关于生产和交换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视角的观点,被博德里亚改换为“客体再生产的方式”。客体再生产的方式有三:1.模仿秩序。它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期间占据主宰地位。再生产出来的任何物品都被认为是对某种特殊原作的伪造或者模仿。2.生产秩序。它在工业时代处于主宰地位。作为再生产物品的特定形式,它以机器再生产作为媒介,因而使产品的地位发生转型。产品不再是对原作的写实或复制,它不过是庞大的产品系列中两个或多个相似物品的对等物。客体的生产变成其自身的再生产;客体与其符号等同,能指一所指之间的联结是间接的,不再有所谓的原作和赝品之间的关系。它以摄影作为其典型代表。3.拟象秩序。它标志着依据二元符码的再生产已经替代机械技术的再生产,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拟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9]“拟象”(simulation,也译为幻象、类象)一词来自古希腊哲学,现指电脑将非现实环境再现成虚拟真实环境的能力。博德里亚借用此词于文化理论,来描绘形象跟生活所指对象的变化关系,即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拟象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社会秩序的革命性转型,实在与表征、客体与符号、能指与所指、客观实在与技术干预的结果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或者说,只有能指是具体的,而所指则是任意的、武断的。符号远离意义,在一个无本源、无根基、无所指的循环系统中只和自身进行交换,文化文本成为能指的聚集,影像、视听满足的是感觉欲望的瞬时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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