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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叙事:“原生”形态的人性探索

 

  心理叙事是9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种重要的“作者表述”类型,其书写对象是脱离了具体时空的人,注重对人物心理作“原生态”、个案性的考量,以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现象。本文讨论的心理叙事是指电影作者以某种属于情感、欲望、认知、推理或决定的人物心理为中介来言说对人性的认知,是作者通过电影这一艺术样式,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人的“自我”进行探究的一种方式,是电影作者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及人性的具体表现。在90年代中国电影的心理叙事中,对人物心理的描述包括迷恋、恐惧、仇恨、盲目和窥探等丰富的形态。本文将以《大鸿米店》、《二嫫》、《邮差》等电影为个案,论述9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三种心理叙事形态:压抑产生的扭曲、激情导致的盲目和爱欲催生的偷窥,各种鲜明的人物心理使“原生态”的人性在上述电影文本中具有丰富的镜像,这些镜像正是作者关于人性、关于“自我”的言说。
  
  一、压抑规训下的扭曲心理
  
  在90年代电影中不乏听凭自我驱使,坚守某种立场的人物,但在遭遇历史、种族或性别秩序的圈禁时,厄运便无可抵挡地降临在个人身上,如《大鸿米店》中的五龙。人物的命运在导演的“笔”下被历史局限并左右,人物心理的某个侧面在这类影片中被张扬,五龙的仇恨被作者以不无夸张的方法加以表现,人物心理的每一处演变都在影片中得到放大镜般的展示,这些人物心理都不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在压抑的规训之下产生的种种扭曲形态。黄健中导演的影片《大鸿米店》就是中国电影中一处成功的心理书写,集中展示了由仇恨心理导致的“性恶”这一主题,描述了五龙这个在善恶间扭曲的人的心理渐进过程。
  1、非双元逻辑结构
  中国电影习惯采用双元对立的意义结构,即善/恶、美/丑、文明/原始、先进/落后等对立面常以组合的方式共同出现在影片中,这一结构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使作者意图能清晰地传递到观众,意义的传输和接受过程通常不会产生歧义或发生意义置换。《大鸿米店》则采用了一种典型的非双元逻辑结构,①不采用二元对立的意义单元,而是在善/恶中选取人性恶这一极端,虽然这种结构容易带来意义传输的不稳定性,虽然影片由此引发了“审丑”等片面的质疑,但是在心理叙事和人性书写方面却成为极为典型和成功的范例。如果不以道德标准评价而客观地看,善和恶各自代表了理性和非理性、对“自然性”的克制或屈从,在这个意义上五龙身上展示了后者,即屈从“自然性”、任由非理性发展产生的过程及结果。
  2、恶的演进
  五龙的恶产生于非理性的仇恨,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如果“仇恨具有理性起源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如此持久,但是一旦仇恨产生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人们就既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宽恕。……它们都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②正是由于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起源,五龙的仇恨既持久又突出,五龙由仇恨导致的恶及暴力行为的发展在影片中展露了逐步演进的过程。
  五龙混在蝗虫般从乡下逃饥荒的难民中进城,他在桥洞下看见一具腐烂的难民尸体,饥饿切切实实成为极为具体的死亡威胁。和传统电影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饥饿没有催生出善,生存的恐惧反而成为仇恨的源泉,对“城里人”的仇恨激发了五龙恶的欲望。五龙本不失农民的美好品性,他憨厚淳朴,在米店勤劳工作,有着农民对米的天然热切感受,但他在一系列外在“恶”的考验之下屈从了自己的“自然性”,恶成为他身上的典型人性特征。刚踏上城里的土地,饥饿就迎面扑来,无奈中他拣食狗食充饥却被吕六爷的打手阿保凌辱,为了生存他屈服了,但内心萌生了仇恨。饥饿使得米成为他生存的驱使力,由此他循着“米香味”蹲守在冯老板的大鸿米店门口,被精明的冯老板收留。五龙在米店辛勤工作,不但没有工钱、睡在米仓,还被老板的女儿绮云嫌弃吃饭太多,对冯老板和绮云的仇恨也埋在五龙心中,并在日后不失时机地全面释放。
  在满足了饥饿的基本生存需求后,性成为五龙更高的欲望追求,但在五龙的性欲望中更多的裹挟了仇恨和权力欲望。五龙对绮云的性要求就包含仇恨和报复,在自己的力量不断强大之后,他不断骚扰绮云并最终占有了绮云,对绮云的觊觎与其说是对性的渴望,不如说是仇恨滋生的恶的彰显和放大。五龙任由恶的非理性驱使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使自己得到满足,反而进一步放纵了对权力的欲望。
  五龙在饥饿和性的缺失和满足之后,对权力的欲望也逐步从模糊到清晰。五龙在饥饿得到解决后,首先意识到要保障自己应有的权力,他向冯老板和绮云要求自己应得的工钱,并用工钱买了皮鞋,这是对冯老板和绮云鄙夷他的首次报复,因为他们曾恶狠狠地骂这“狗日的杂种”不配穿皮鞋。如果说用买皮鞋来报复还带有阿Q式的虚幻性质,对阿保的报复就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恶果,五龙把织云和阿保私通的事写信向吕六爷告密,导致阿保被杀,吕六爷将阿保的生殖器割下来送给五龙做结婚礼物,五龙因此获得六爷赏识。这次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五龙对权力的转向,在五龙看来,六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武力上的绝对优势,所以枪比米重要,枪是获得权力的工具。获得枪后,五龙用枪让冯老板吓得中风,用炸弹炸死了吕六爷,持枪抢米,最后用枪打死了向他疯狂报复的绮云,五龙的胜利让他相信枪或者说暴力是掌控权力的唯一法门。
  影片中最骇人的情节是,五龙将能嚼生米的满口好牙全部拔掉换上金牙,对于这个行为的动机五龙自己解释道:“我以前穷,没人把我当个人看,如今我要用这对金牙跟他们说话,我要你们城里人把我当个人看。”这一情节我们可以视作是仇恨的非理性发展的结果,五龙对“自然性”的屈从最终走向了非自然性,这也是影片对善恶间二元对立的消解。五龙的“把我当个人看”的要求是对尊重的需求,然而他以暴制暴的逻辑换来的是仇恨和死亡,世界最终为非理性所宰制,仇恨在五龙身上呈现的非理性的发展为作者所批判,作者对人性中恶的发展和特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展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五龙身上作者向观者展示了由仇恨心理导致的恶的一步步演进,五龙采取报复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动机按照影片中的解释是仇恨,正如影片中五龙对新来的难民(又一个五龙)说:“我从前比你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因此,恶的行为动机得到独特的解释,恶不是“自发势力”,不是与生俱来、具有先天性特征的东西,仇恨是恶的源泉,并且非理性可促使恶发展和延续下去,甚至在人类中不断造成恶性循环。这一点是作者对于人性恶的积极诠释,尽管它作为“弱者的意识形态”是应该予以批判的。

值得注意的是,“仇恨导致恶”这一点却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恶在中国被视为先天性的人性,这也是这部影片被批判的主要原因。其实,不能被接受的不是人不能向恶发展的事实,而是农民出身的五龙不断向恶发展的事实。尽管进城后的五龙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以农民自居的五龙对城里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恨,他甚至咒骂:“城里人都是他妈的一肚子坏水!脏水!臭水!”他换上金牙也是要城里人把他当个人看,可见在憎恨中藏有多少作为弱者的自卑和怯懦,由弱者生发出的憎恨、由憎恨生发出的恶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和作用。作者从这个意义出发,开拓了人性中更多恶的普泛,影片中的恶不只为农民五龙所独有,在影片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几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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