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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研究的现状分析

 

【内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研究得到了美国、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关注。凭借着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电影工业、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电影本身有着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个方面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现状的介绍,旨在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图谱描绘。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点题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史。它是全球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广泛在东南亚及其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台湾发行放映,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庞大的电影中心,对它进行一定的关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脉传承,并以粤语文化为主体;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广泛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点。香港电影是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同样这样百年的历史,在人员、资本、文化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电影百年的分布历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电影也有着鲜明的商业生产的特点,这种快产快销、票房至上的观点一直是学术界所不屑对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电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报刊杂志评论为主,多在文中闲谈影界琐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出版一本电影回顾的论文集,方始有较为正式的学术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这是同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台湾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学者,在注重台湾电影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香港电影的重要性;而中国内地直至“九七”之后,才开始略有声势的小范围的香港电影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各有侧重,是目前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详细;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归”为界。

在1997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该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1997年3月)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2000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1999年10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DVD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1976—1996》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1949—1979》两篇文章,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文章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虽然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1949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文章,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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