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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上)

  1997年9月,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上明确宣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通过股份制等方式改造国有企业。[1]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措施,[2]标志着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从过去的试验摸索阶段[3]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不同于以前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动,不仅要影响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且还要影响到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因此而突显了出来,这就是,产权变革会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产生什么影响?

  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生变化以后,原来的企业党组织还能在企业中继续存在吗?即使它仍然能在企业中存在,在失去了无偿利用企业资源的情况下,它的组织活动如何维持?它在企业中发挥什么作用?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管理?依靠什么手段来控制和约束这些流动党员的行为?产权变革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这些影响,又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变化?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丰富材料,对上述问进行了考察分析。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及其党组织是中共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在产权变革以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许多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本文的考察分析说明,在产权变革的冲击下,企业党组织或者自行溃散,或者被迫进入休克状态。在产权变革的冲击过去之后,大多数党组织仍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峻的生存环境,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的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企业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都难以控制的城市流动党员。本文的结论是,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所产生这些影响,严重削弱了中共党组织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企业党组织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4]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实际上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不仅如此,国家权力还至上而下地渗透到了最基层,通过单位制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吸纳到了这种制度中来。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雇主,控制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在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党的组织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并行存在,国家权力渗透到那里,党的权力就渗透到那里,形成了一种党政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党政关系中,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实际上党组织对每一个人的控制。

  这套制度的基础,是单位制度,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是通过设置和管理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进行的。中国人的工作单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作场所,是人们工作谋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执政党,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着政府等国家机器,它还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直接控制着位于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单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单位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从涵盖的人口数量来看,它的涵盖面最广,[5]从拥有的资源来看,它拥有资源最多,从担负的功能来看,它担负着为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提供经济基础的功能。因此,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和控制国有企业,对于维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华尔德曾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分析。

  中共一贯重视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把建设好企业党组织看成是控制国有企业的重要手段。在组织建设上,它要求做到了三个“都有”,即在每一个企业中都有党组织,在每一个企业的车间或部门中,都有党支部或者党小组,在每一个车间或工段的每一个工作班组中都有党员。[6]在组织活动上,它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7],通过“三会一课”制度维持和强化对党员的管理、教育、监督。在组织发展上,它要求把企业内的各种精英,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党组织里来。[8]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严重地影响了中共的企业党组织建设。[9]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发展党员的重点由普通工人转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造成了第一线工人中党员数量大量减少,三个“都有”已经无法实现,出现了许多没有党员的班组。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对1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无党员的班组,占所调查企业班组总数的36%。[10]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组织失去了实际的权力,其正常的组织活动,也难以为继,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1]在发展党员方面,企业党组织的表现也差强人意。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对1000家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在86%的企业中,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下降到历史最低点。[12]有的企业连续几年没有人申请入党,党的发展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3]据调查,1995四川省的3.24万基层党组织有28%没有发展一个党员。[14]

  由此可见,在产权变革以前,作为中共控制中国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的企业党组织,许多已经处于一种“悬空”状态:生产第一线党员的大量减少已经使它的触角无法完全渗透到最基层,许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虽然存在,但开展正常活动已经非常困难,形如“空壳”。

  企业党组织的休克

  在产权变革以前,许多企业党组织的已经成了空壳,那么,一旦企业所有权易主,企业与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联系被割断,企业党组织会不会因此而分崩离析、自行溃散?毫无疑问,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中共中央对此也忧心忡忡。在产权变革全面展开前夕,中共中央就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企业党组织在产权变革的冲击面前“组织不能散,党员有人管”。[15]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在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中,一定要做到党的建设与企业改制[16]同步进行。[17]所谓的同步,就是要在企业进行产权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同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同步配备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步设置党的机构,同步开展党的工作,同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18]

  然而,所谓的同步,在实际操作时,根本做不到。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有关人士对我说,说是同步,实际根本不可能同步,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现在都理不清楚。一个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股东可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它的企业党组织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管理?如果是一家企业控股,事情还比较好办,如果几个股东的股份十分接近,由谁来管理企业党组织?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的股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级党组织,他们有了分歧,由谁来协调?更麻烦的是,各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样一来,党组织由谁来建,由谁来管,就更加麻烦了。[19]

  党的建设与产权变革难以同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产权变革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具体操作人员的精力都集中于产权变革过程,很难顾及企业党组织的问题。我在一个城市进行调查时,采访了一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他说,企业兼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通过兼并,我们所欠的二亿一千万元的债务要由兼并我们的那家公司偿还,我们现有的这些资产如何算,欠银行的债务的利息怎么还,这里边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现在兼并的问题虽然已经接近尾声,有关的协议已经签字,但是,听说中央的政策最近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能赶在这种变化之前办完全部手续,兼并的事可能就黄了。对方现在也是犹犹豫豫,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谁谈兼并后党组织的事?兼并与党组织的事,怎么可能同步考虑?只有兼并的事完了,企业有了新的主人,大家才有可能静下心来,讨论企业党组织的有关问题。[20]

  党的建设之所以难以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同步进行,还在于在这种产权变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党组织往往都是有求于人,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企业党组织的问题。[21]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现在有些国有企业,停工停产多少年了,职工都揭不开锅了,让它破产吧,破产后它的职工怎么安排?不让它破产,就只能是出售、兼并。但是,这样的企业你给它找个买主也不容易,往往是谈十个,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一个,最后还不知道谁是它的买主呢?还不知道这个买主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你怎么可能同时考虑出售后的党组织问题,那些事只有以后再说了。[22]

  我在另外一家企业进行调查时,这位企业的领导人说,当时我们与外商谈合资时,企业真是活不下去了,欠银行的几千万债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市里的市长、市委书记也是急得不行,最后还是省里给牵的线,找到了一个合资的对象。我们中西部不比沿海地区,找一个合资对象不容易。我们这里观念也比较保守,投资环境也不行,就是找到一个合资对象,也不一定能谈成。有的企业为谈成一个合资,光飞机票钱不知道花了多少,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对我们来说,能谈成,人家愿意出资把我们这几千万的债务还了,还愿意出钱改造我们的设备,就谢天谢地了,谁还考虑党组织不党组织的事。[23]

  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无法与企业改制同步进行,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企业党组织都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即使不自行溃散,也不得不经历一个长短不一的休克期。在这一时期内,旧的党组织已经溃散,新的党组织一时还建立不起来,企业党组织基本上处于一种“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上级”的休克状况。[24]

  我调查的一家国有企业,在产权变革后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企业党组织一直处于这种休克状态。产权变革后,这家企业的党组织就找不到了上级党组织,像皮球一样,被有关部门踢来踢去,谁也不愿意管。在企业内部,党组织的活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不仅日常的党员学习等活动完全停止,而且由于产权变革打乱了原来的组织架构,许多基层党支部的人员分散到了不同的部门,还出现了党员找不到地方交党费的情况。这家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到处呼吁,要求上级党组织来解决有关问题,但是,上级党组织总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

  这个企业党组织的前党委书记对我说,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搞,企业党组织还是要的,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但是,如何要,怎么个要法,他们就说不出个一二三了,光说中央现在也没有具体的办法,让我参照国有企业的做法,自己在实践中摸索。他愤愤不平的说,你们至上而下都不清楚,我怎么摸索?[25]

  其实,上级党组织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帮忙,故意搪塞敷衍,真正的困难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过去企业的产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党组织控制着政府,因此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对企业的内部事务发号施令。现在企业的产权已经发生了变化,上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上级党组织也搞不清楚它们与企业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前不久开组织方面的会,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集中到了企业党组织的问题上,但是,越讨论,越是感到没思路,没着落,没干劲。没干劲不是说工作不想干,而是心里不知道、不清楚具体应该如何做,看不清楚。市委领导一直想就这些问题开一个会,拿出一些办法来,筹备了多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26]

  上边搞不清楚,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空话来搪塞敷衍下级,下级搞不清楚,对党的工作,就只能是放任自流了。我上边提到的那位企业党组织领导人,谈起企业党组织在产权变革前后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分。他说,在产权变革以前,我们单位是党的工作搞得好的单位,我们党委还是局里的先进党委。那时候,厂里有党委,车间和部门有支部,班组有党员,不仅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健全,而且各种党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说到过去,这位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充满了留恋的情感。一谈到后来,他的神情就变得十分的严肃和沉重。他说,怎么说呢?产权一变,党委就被人家搁在一边了,企业的事,根本就没有党委参与的份。现在是机构也没了,人员也散了,凡是搞党务工作的,年龄大的都让退休或者内退了,年龄小的都改行了。产权变革后的前两年企业党组织等于是不存在了,说起来没有散,实际上与散了差不多。组织都没有了,党员当然也没有人管了。现在好了一点,又成立了新的党委,但是,有与没有差不多,也就是收收党费而已。[27]

  在这种休克期中,最受打击的是原来在企业中搞党的工作的党务工作者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工干部。在我调查的一家企业中,原来有五个政工部门:党委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宣教科。在这五个部门中,除了书记等专职干部以外,还有十几名专职人员。产权变革以后,除了工会,其余四个部门都被取消了,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十几名专职人员,除了三人留任工会工作外,其余的人或者内退,或者被迫离开了企业。[28]过去支撑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的骨干队伍已不复存在。一位在这家企业从事政工工作多年的中层干部心寒地说,产权一变,让你下岗,你就得下岗,让你内退,你就得内退,干这一行的,最后弄得什么也不是了,下场可惨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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