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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90年代以来,在我国出版的众多的经济理论著作中,张维迎博士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以下简称《企业》;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确系上乘之作。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熟练地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为主体,综合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推进了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本既能够融入当代经济科学主流,又能够推进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传统重建的著作。《企业》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

一、企业理论的新发展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受到批评以来,企业理论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三个分支:即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实际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后面将作出分析)。这些理论都试图回答什么是企业?它是怎么产生的?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如何?企业是如何运作的?由于其分析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作出的解释也不一样。这一节的评论打算对《企业》的分析作出进一步地概括,以便勾勒出张维迎的贡献。

  企业的契约理论由科斯首创(1937),是企业理论中发展最快、创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因而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代理理论。其共同的基础和主旨是,都把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都使用契约主义的方法考察有关企业的问题,揭示企业的秘密,其成功和局限皆源于此。

  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包括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交易费用为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着眼于企业和市场关系的研究,认为企业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方式或契约安排。其区别在于,间接定价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由于这种方式或安排能够节约市场直接定价的成本,而资产专用性论则认为,当合约不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减少以至消除资产专用性产生的机会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威廉姆森,1975)。企业的内部结构也由此决定,在间接定价论者看来,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有关,管理者其所以取得剩余索取权,是由于管理劳动或管理服务难于由市场直接定价,或者说由市场直接定价成本太高,由其获得剩余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定价(杨小凯和黄有光,1994)。在资产专用性论者看来,企业的控制权结构与机会主义行为有关,当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都在合约中列示出来费用很高时,由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主体购买全部控制权,能够改变机会主义者的动机和行为(格罗斯曼和哈特,1968;哈特和莫尔,1990);当成员间“非流动性”的分布不对称时,权力将集中于非流动性的成员手中,这可以减少偷懒和增强监督(费茨罗和穆勒,1984)。

  代理理论主要包括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如果说交易费用经济学着重考察的是企业的外部关系,从交易费用的比较中说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和选择,那么,代理理论则着眼于企业的内部结构,集中分析企业内部不同成员(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激励和风险分配问题。团队生产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由于团队成员的贡献无法精确地分解和度量,就产生了监督和监督的激励问题。为了使监督有效率,监督者不仅要占有剩余权益,而且要有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力(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当监督者占有团队的固定投入时,就是古典企业;当管理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时,就产生了代理成本,均衡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取决于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委托-代理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由于利已的动机和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企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委托人设计一套有激励意义的合约,以控制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从而增大代理效果和减少代理费用(詹森和麦克林,1976)。

  契约理论的成功和进步在于,它抛弃了企业是物质财富的简单聚集和物质要素的技术关系或生产函数的观点,指出企业是一组合约的联结,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来解释企业的问题,因而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企业的性质,揭示了企业关系的秘密。但是,由于契约主义方法所固有的平等性质,因而,其由以出发的基础是,企业的所有成员都是同质的,企业内部权力的分配不是由于其成员经营能力的差异内生地决定的,而是由其他因素外在地决定的。例如,间接定价论是在专业化经济的基础上根据定价的难易从外部考察的,资产专性理论则把“非流动性”作为决定的因素,团队生产理论也是用度量成员贡献的难易程度来解释的,而委托-代理理论则以委托权的分配为既定前提。因此,契约理论是无法解释企业权力的分配问题,即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是委托人,而工人是代理人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契约理论的发展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某些思路和素材。例如,阿根亚和博尔腾(1992)在交易费用和合约不完全性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资本结构理论,认为当初始合约不能使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目标达到一致时,控制权的分配至关重要,只要履行了偿债义务,企业家就拥有控制权,而在企业家拖欠债务的情况下,投资者才获得控制权;道(1994)提出了一个资本为何雇劳动的讨价还价模型,认为当专用性投资不能完全合约化时,企业内的权威就能影响沉淀资产的准租金的分配,从而影响企业组织的生存能力,在一个资本比劳动更专门化的产业里,资本-管理型企业将是均衡的组织形式;埃斯瓦瑞和克特威(1989)建立了一个有关激励的模型,认为由于有限责任的存在和债务人的道德危害,会使资本所有者对自己的资本的使用进行直接监督,从而解释了传统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不过,这些解释的局限性较大,阿根亚-博尔腾只解释了举债筹资情况下的控制权分配,道又过份依赖于资本的物质形态,埃斯瓦瑞-克特威也不能解释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可见,这一问题的正确提出和真正解决,需要改变契约理论的前提假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企业问题。

  与企业的契约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组合约的联结不同,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则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人格化的装置,其关键特征在于权力的分配。后二者区别在于,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主张企业家主导企业,着重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职能的分解,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则坚持管理者主导企业,强调的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企业家理论虽然始于奈特(1921)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所作的讨论,后来也有一些前进,主要是在企业家的特质和功能方面,但是,由于奈特的混乱没有廓清,其思想的闪光未得到发挥,因而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显得比较单薄。至于企业的管理者理论,由于持此论的学者主要从管理者目标及股东约束的不同上来讨论问题,因而局限性较大,如果假定“所有者-企业家”不以单纯的金钱收入为目标,同样也追求权力、地位、声望等非金钱目标,企业的管理者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独立的价值。更何况其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起源并未作出解释。

  说明了企业理论的发展以及各派理论的前进和不足,张维迎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就易于把握了。这种贡献主要集中在,推进了尚未得到应有发展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也弥补了企业的契约理论的某些不足。

  首先,《企业》放弃了契约理论关于经济个体或企业成员同质性的前提,坚持了经济个体或企业成员异质性的假定,转变了观察问题的角度,提出和回答了契约理论没有明确提出和完全回答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至少必须回答三个相互关连的问题:(1)企业为什么会出现?(2)委托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是如何在企业成员间进行分配的?(3)委托人用以控制代理人的最佳合约是什么?(38、207页)契约理论从同质性的前提出发,提出和回答了(1)和(3)两个问题,而《企业》由于把经济个体或企业成员具有不同的经营能力作为立论的基础和分析的前提,对第(2)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和解释。这里的差别是明显的。如果说,契约理论主要着重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仅仅从外部的角度,即从市场交易的效率和非流动性的分布来考察企业的内部结构,那么,《企业》则是从企业内部的角度,即从企业中不同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企业权力的分配问题;如果说在契约理论看来,由谁充当管理者或监督者没有差别,而且可以随意挑选,重要的是必须赋予监督者以剩余索取权,把资本监督劳动归结为监督成本问题,那么,《企业》则认为,由谁充当管理者或监督者不仅差别很大,而且不能随意选择,正是经营能力的差异决定了监督者的选择;如果说契约理论解决了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激励问题,那么,《企业》则提出和解决了企业内部结构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对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作出了理论的解释。

  其次,《企业》坚持了企业家理论的主体主义方法或“企业家”方法,继承了契约理论的契约主义方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运用,不仅吸收了契约理论的精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契约理论。在所有权均衡结构问题上,间接定价理论只讨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讨论了管理服务的估价问题,而《企业》却讨论了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讨论了个人在生产和监督效果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讨论企业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以等级结构为基础的权威关系方面,资产专用性理论把重点放在企业的纵向等级组织方面,说明了不同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而《企业》则着重分析了二者之间关系的横向不对称,说明了企业内不同成员间的横向关系;在代理问题上,契约理论说明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而《企业》则分析了与企业有关的更一般的代理问题,说明了委托权是如何分配的,从而使得委托-代理理论有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完整的体系。

  再次,由于《企业》有着自己的分析角度,同时运用了契约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因而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并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全书共有5章和一个附录,除了第1章导论和第5章结语以及附录外,其理论体系的构造集中体现在2、3、4三章中。

  第2章是其理论的微观基础。作者以经济个体在经营能力、个人资产和风险态度三个方面存在的差异为基础,提出了决定企业委托权安排的诸种因素,并将其参数化为协作程度、企业成员的相对重要性和监督技术以及风险态度,然后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了委托权安排给经营成员是最优的。其原因在于:(1)经营决策活动主导着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2)经营成员的行为较难监督。因而,相对重要性和监督的有效性识别是决定委托权安排的两个关键因素,而风险态度只能对委托权的最优安排产生某些边际上的影响。

  第3章是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集中体现作者的贡献所在和前进的地方。在前一章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引入了识别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本问题,认为经营能力是一种私人信息,个人财产是一种公共信息,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比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高得多,因而,富人作企业家的信息量大于穷人,使得在自由进入的企业家市场上,资本家拥有做企业家的优先权或者选择管理者的权威;再加上有限责任和非负的消费约束,决定了富人做一个企业家的机会成本比穷人高,富有的意愿企业家的选择和决策更实际,更可信,因而能够被市场选中。从而,为资本雇佣劳动以及“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第4章把前两章的分析结合起来,作者引入资本约束,建立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一般均衡模型,以经营能力、个人财富和风险态度作为决定职业选择的三个变量,用三个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说明了职业选择均衡状态下,企业家、工人、管理者和资本家的特征,描述了一个社会分工的生动图景:高能力、私产富有及低风险规避态度的人成为企业家;能力低、私产少又高风险规避态度的人成为工人;高能力但少财产的人成为被资本家雇佣的管理者;低能力但多私产的人成为雇佣管理者的“纯粹”资本家。进而将自己的模型与前人的模型加以比较,突现了其在理论上的前进和贡献。鉴于问题的复杂性,虽然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还存在某些缺陷(汪丁丁,1996),作者的分析模型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本章的分析却是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所不可缺少的。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上一节概括评述了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发展中的前进和贡献,这些评论集中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方面,现在我们想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就企业理论及其应用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1.关于产权和交易的关系问题

  去年6月6日,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曾就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过一次公开的讨论。林毅夫认为,中国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因此,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充要条件和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首要因素(1994);张维迎认为,产权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从静态来看)和充分条件(从动态来看),因此,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不仅要使企业中最重要的成员拥有剩余索取权,从而解决激励问题,而且要解决经营者的选择机制问题,使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来选择经营者(1995)。这一争论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林毅夫的观点,笔者在这一讨论前就曾进行过评论,明确指出,定价制度的改变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不足以解释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奇迹和出现的问题,也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权制度的演变和基础法律制度的变革应当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张曙光,1995)。张维迎的观点笔者基本赞同,但是,在盛洪提出“交易高于产权”的观点以后(1995),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产权是通过对财产的控制和支配而反映出来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与一切权利一样,它是以对方的认可和允诺为前提的,而且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让渡和交易来实施的,不能交易和实施的产权不是权利,而是一种桎梏,因而,交易是产权的应有之义。反过来,交易又是建立在产权确立的基础之上的,当人们交换商品和劳务时,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非市场交易,他们实际上是在交换所有权,要求拥有对财产利益的一种合法权力,因而,没有所有权的交换也不成其为交易。不仅如此,只要有交易发生,就会有产权的变更;只要产权变化,交易也在其中。因此,产权和交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二者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联系的。从这里是难以看出孰高孰低、谁先谁后的。这就是为什么科斯等人的理论既可以称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又可以称作是产权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就以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例,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的一种非市场化的交易,表面来看,交易的结果似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没有改变,其实不然。改革前的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是合一的,都由中央政府掌握,因而,全部剩余权益也归中央所有。放权让利的结果,中央、地方和企业都有了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因而也都有了一部分产权,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一分为三,形成了一种分权化体制。也正因为地方,特别是企业有了一部分产权,才增强了企业内部成员的生产激励,造成了中国今日的局面。这里既有经营机制的变化,又有产权安排的变迁。须知,市场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自由契约和平等交易制度,其基础结构是产权制度,是产权决定了交易的性质和方式,而不是相反,因而,产权制度的变迁,应当成为考察中国改革的一条主线。这就是笔者赞同张维迎的原因。然而,任何一种制度只有当其能够际实施和操作时,才是真实的和有用的,才能发挥作用和发生变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交易高于产权。就象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解决其具体的运作方式问题,没有一套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运作程序,民主就会成为独裁统治的保护伞和代名词。张维迎把自己的理论叫做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包含着这样的思想,但由于考察角度的关系,主要着眼于考察产权关系的变革,没有同时注意从契约关系的调整加以分析,然而,正是这种调整促成了产权安排的变革。因此,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我们应当着眼于产权关系和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而着力于契约关系的调整。

  正因为产权和交易是这样一种关系,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入手,只要理论基础札实,探索方向正确,分析方法得当,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都可以对现实发生的变革过程提出自己的解释。因此,批评并不意味着你是他非,分岐也不意味着根本对立,也许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互补的性质和螺旋式发展的进程。笔者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的另一个目的在于,主张和鼓励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不同探索。

2.关于企业制度发展的三种形式和三个阶段

  企业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种形式:(1)古典式企业和企业制度。在这种企业中,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是高度统一的,资本家也是管理者,这里的雇佣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简单的和清楚的,资本家是委托人,工人是代理人,资本家取得全部剩余,工人只拿固定收入。严格说来,这里是不存在委托权的分配问题的。(2)现代企业和股份公司制度。在这种企业和企业制度中,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是分离的,作为财产所有者,资本家扮演着股东和投资人的角色,他是委托人,把决策权委托给管理者,即代理人;代理人取得了企业所有权,转而雇佣工人,指挥和监督其进行生产经营。这里就发生了委托权的分配和剩余权的分割问题。为了激励管理者,必须使其分享部分剩余;为了约束管理者,委托人在把决策权委托给管理者的同时,必须保留对资本使用的部分发言权,股东会和董事会以及股票市场就是为约束代理人,解决代理问题作出的制度安排。(3)后现代式企业和企业制度。这个概念是笔者“杜撰”的。其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的各种安排中,使其占有企业股份的一个相应的部分。这样一来,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表面来看,这与资本家出任管理者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不是委托人选择代理人,而是代理人变成委托人;不是委托权的初次分配,而是委托权的重新分配;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其创业所依靠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创业者个人的才能和知识,资本的获得和财富的积累都是由知识劳动推动的。例如美国的微软公司,其创办人比尔·盖茨(1995)1979年创业时只有1000美元,1995年已经是拥有139亿美元财富,持有141亿股票的世界首富,在这里,更是劳动雇佣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张维迎的理论虽然解释了前面两种企业制度,但对这种情况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解释。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制度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也许与知识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关。在那里,相对于比较丰裕的财富资本而言,创业知识和管理才能也许是更加稀缺和更加重要的东西。企业理论应当对此作出解释。《企业》的结论有些极端和绝对化,其问题就在这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述三种企业形式和企业制度是并存发展的,可见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适用的条件。由于《企业》在很多地方集中分析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模型和结论也能够解释现代公司制度),在讨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时,对国家持股的股份制提出质疑,并对内部持股持批评态度,因而给一些人留下了作者主张在中国发展古典式企业制度的印象,尽管这里可能存在着某种误解,但笔者以为,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多种企业形式和企业制度都有其发展的余地,关键是其是否适应它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硬性规定只能如此,别无他途,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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