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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王道—管理目标的价值内涵
 
孟子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多次辨析。从仁义出发,孟子反对霸道,倡导王道。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由此,他对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春秋五霸嗤之以鼻,不愿赞许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尽管孟子对孔子十分推崇,但他对孔子曾经高度赞扬的管仲不以为然,认为像管仲、晏婴那样功业过人的大臣都不值得效仿,因为他们都偏向于霸道,背离了王道。
 
那么,在战国纷争中,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王道。孟子认为,不需要太多的条件,只要发挥“不忍人之心”即可。执政者看见用来祭祀即将被杀的牛,只要不忍心其可怜的样子,就具备了推行王道的前提。君子远庖厨,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的表现。人们往往把君子远庖厨看作是一种虚伪,是一种误解。同情心的表达不是虚伪,内心残忍而外表慈祥才是虚伪。孟子夸下海口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孟子为王道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有恒产。从经验出发,孟子认识到,不可能人人都能坚守道义。道义的自觉性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和发扬,普通的凡夫俗子,需要有可以生存的产业,才能接受并坚持道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具体的目标是:八口之家,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养殖树桑,温饱无虞,老人能穿帛吃肉,普通民众不饥不寒,花白头发者不再劳役,这就是王道的社会基础。为此,孟子设计出八家共井的井田制,按井编组,形成乡里自治组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国家实行“助法”以严格控制税收劳役。安居乐业之后加以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这就是仁政。
 
后人往往因为孟子的井田制无法实行而贬低这一设想的意义,加上孟子不顾可行性的辩解,而把他的思想归入空谈,就连司马迁也批评孟子不切实际,“迂阔而远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例如,明明孔子与弟子曾经称许过桓文之事,认为管仲具有仁政的重大功绩,而孟子偏偏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也”。战国各国变法图强,而孟子为了否定霸道,把战国名臣一网打尽,称:“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他以五霸为三王之罪人,以诸侯为五霸之罪人。指责能为国君求富的大臣“是富桀也”,能为国君征战的名将“是辅桀也”。“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仅仅从能否实行的角度看,人们很有可能对孟子的这些言论一笑而过。实际上,孟子的价值在思想上,而不在操作上。正是他对仁政和王道的论证,界定了国与民、君与臣的逻辑关系。按照孟子的思想,国家之本在民不在君,国家之强在社会不在府库,王道的实现,是以君主为民众提供生活保障为基础的。“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由此,振聋发聩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成为古代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道义宣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成为历代统治合法性的衡量标准。
 
尽管孟子的制民之产流于空想,但其体现的管理思想值得重视。孔子强调仁政,但他主要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自由角度论证社会教化的,所以孔子比较赞许木讷;孟子也强调仁政,但孟子主要是从“举己心加诸彼”,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积极自由角度论证社会改造的,所以孟子勇于言说。积极自由如果没有强制力量做后盾,就肯定要依赖于他人的接受,所以,孟子是古代提出类似于“权威接受论”思想的先行者。要想把仁义礼智由个人推向社会,由君主推向万民,是靠强制力量还是靠道德感召?孟子坚定站在道德感召一边。这就使得国家的治理方向和政府的管理目标要满足民众的需求,实现王道,是民之愿望而不是君之功业,衡量这一目标的基准是民众的欢迎程度,“民贵君轻”思想也由此落实。满足这一点,哪怕“寡人有疾”、好色兼好货,只要与百姓同好,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例如,在齐国要不要占领燕国的问题上,孟子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止也。”(《梁惠王下》)但齐宣王受土地财富的诱惑,不是以燕国民心为基准,而是贪图占领燕国之利益,招致诸国攻击和燕民反抗。齐宣王也为此“深惭于孟子”。不管孟子的建议可行性大小,建议中隐含的决策目标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愿望,管理要立足于被管理者的接受,至今是值得记住的基本准则。
 
如果不是立足于权威接受论,那么“举己心加诸彼”肯定走向专制,只有从被管理者的民意出发,才会避免思想的强暴。但需要注意的是,孟子的仁义和王道充满了道德内涵,即便是感化方式,一旦脱离了“民贵君轻”的轨道,统治者以道德优势对被管理者施加无形压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权威接受论,走向反面。孟子自己并未防范这一漏洞,致使后代的儒者把孟子的学说变成了统治者打道德牌的工具。
 
从经济的角度,孟子的管理思想延展了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准则;从社会的角度,孟子对王道的倡扬和对霸道的排斥深化了儒家仁政的观念。孟子的王道,包含了制民之产的利益满足,但指导思想上是非功利化的。这种非功利化,强调以仁义代替功利,而仁义里面包含了满足民众需求的功利。所以,孟子的义利之辩,本质上不排斥民众之利,反对的是以君主私利侵害民众公利。因为民众公利的普遍性,他所实际反对的是功利追逐中的竞争性。在儒家的管理思想中,反对竞争是常态,尤其对竞争造成的丛林状态有着十足的警惕,孟子在这点上坚持了儒家的基本立场。对竞争的排斥,固然在工业社会以来就已经不再适用,然而,是否需要给竞争界定有限的区域,如何防范竞争带来的非帕累托改进(表现为柠檬市场),则是今日管理学应当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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