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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

【内容提要】
奥尔特加一加塞特是20世纪西班牙的一位重要的人文学者、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于30年代撰写的《大众的反叛》,是对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最早的理论反思。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又成为美国思想文化论战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文章从这一争论切入,对加塞特的思想的由来、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对构成“现代性”的“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负面影响所作的批评,以及该批评所引发的对社会文明传承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等,重新加以审视和辨析。笔者认为,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固然有其明显的偏颇和局限,然而他对于现代社会良知的呼唤,他所提出的要遏制对民主的滥用、实现个人自由与自我约束的平衡等看法,既是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也是现代性本身所需要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 “大众社会” “超民主” 精英主义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教授(Daniel Bell,1919—)在其《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第一章中介绍说,在当今西方世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也许就要算“大众社会”理论了。虽然它没有冠以某个人的名号,没有像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化人际关系的理论归于马克思,或把非理性与无意识理论归于弗洛伊德那样,但是,贝尔认为,这种“大众社会”理论的产生,与一批带有贵族倾向和天主教背景的批评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爱弥尔·利德勒(Emil Lederer,1882—1939)、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等。这些人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教育、科技、通讯、交通等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激增,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一切引出了一个后果:欧美社会进入了一个以“大众的反叛”为标志的时代。然而,贝尔指出,奥尔特加之辈都是一些“贵族批评家”,他们对社会自由的一般状况并不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大众群体崛起、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占上风的情况,改变、甚至摧毁了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信仰,使得往日养尊处优的贵族精英们风光不再(“优越的衰败”),使得他们不再能对人们的意见和趣味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于是,对于这批贵族精英来说,“大众”就成了他们向现代社会发泄所有的怨恨的出气筒。“大众”成了一个相当贬义的术语,它可以指一个没有任何明显特征的群体,也可以指“现代文明中的落魄者”,也可以指一个机械化、官僚化了的群体,甚至也可以指对社会产生威胁的“暴民”。而按照贝尔的说法, “大众”(mass)和“群众”(masses)这些贬义性的概念,最先都是由奥尔特加一加塞特引介的,在奥尔特加的书中,“人们可以找到他对于‘现代性’的所有最猛烈的攻击”。
  贝尔的这番话听来有点吊诡:一方面说奥尔特加的理论对“现代性”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则又说这种理论是当下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这两种说法相互有点矛盾,但仔细想来,却又觉得透出点道理。按说这现代化的进程乃大势所趋,“现代性”简直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同义语,然而,为什么恰恰是向现代性发起挑战的看法,反倒愈加影响卓著并发人深省呢?若深想开去,这样的吊诡还真有点普遍性:愈是对大势所趋的潮流唱点反调、提出质疑的,倒愈是能比那些诺诺应和之声流传得更加久远。马拉美说“人总想白里挑黑”,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显然是为了回击奥尔特加的“攻击”,《意识形态的终结》第一章以醒目的“大众社会的美国:一个批判”作为标题。但这样又使贝尔的立论陷入了一个矛盾,或至少说,他没有讲清楚,究竟是“大众社会”理论从总体上说是一个错误,必须予以批判,还是仅仅是“大众社会理论”不合美国的情况,不能用来对美国社会作出说明和解释?因为按照贝尔自己所说,大概应该是后者。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要问,至今仍然影响极大的这个“大众社会”理论,它今天还能给我们以什么有益的启示呢?至于贝尔试图以美国为例来对“大众社会”理论进行批判,若细究起来,则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其实是一个特殊性很大的国家——其实从贝尔自己在本书的阐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无论是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公民人口构成、地理环境条件,还是从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法体制等方面作单一的或通盘的考虑,它与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国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可比性。要说历史,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最短的大国,虽说没有沉重的传统包袱,却也造成了它的文化底蕴的浅薄;要说自然条件,美国的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两面临海,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恐怕也是最不懂别人如何过日子的国家;而从意识形态上说,美国作为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从最早的“五月花号”木桅船令第一批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普利茅斯登陆之时算起,就基本上不存在欧洲民族国家中那到处可以感觉到的阶级意识。凡此种种,贝尔若仅仅以美国为例对欧陆衍生出的“大众社会理论”进行批判,也就未必有很大的说服力了。相反,他对于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等提出的所谓“大众反叛论”的批判性的阐释,反倒愈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人们至少不禁要问,这个奥尔特加提出的“大众社会”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与美国人所奉行的根本价值观发生了牴牾,居然连贝尔这样本来就已经相当保守的学院派精英对他也不能见容?
  贝尔把奥尔特加划归为“贵族批评家”,若从他的“气质”、“知识”和“趣味”上说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出身血统而言,奥尔特加则与“贵族”根本无缘。他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报刊发行人的家庭,父亲是个记者,间或也写点小说,报馆则属于他母亲家族传下的产业。奥尔特加早年接受过耶稣会的教育,酷爱文学,博闻强记,他在马德里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于1905年负笈德国,在柏林、莱比锡,后主要在马尔堡游学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从康德到尼采的德国哲学思想,对狄尔泰的哲学、美学思想最感兴趣,此外,对德国浪漫派的思想观点也颇有钻研。正是这些奠定了他回国以后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基本立场。
奥尔特加经历了西班牙历史上最动乱的年代。阿方索十三世的末期是长达八年的里维拉军事独裁统治;1931年的全国普选迫使王室退位,西班牙成为一个共和国;然而,在共和国政府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又剑拔弩张,纷争不已;不久,保守派联合了以佛朗哥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下,纠集全国的保守势力策动政变,引发了内战。在这一系列的社会政局变动中,奥尔特加站在共和派一边,投身于反对君主制、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西班牙走向共和期间,他不断地追寻、不断地捕捉到最敏感的社会话题,发表了一次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的哲学见解大多是在这种即兴的演讲和在大学的巡回讲座中表达的。
  有人曾试图把奥尔特加一生的哲学思想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主义的以文学批评为主的阶段(1907—1913);古典主义与透视主义相结合、现世的现象学阶段(1914—1920);摒弃过分的理性主义,部分吸收了尼采的生命哲学(1921—1927);受海德格尔和狄尔泰的影响,最终又回到了原先那种“历史理性哲学”(1927—1950)。这一划分似乎想要强调他的哲学是一个带有很明显的目的论意图的完整体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他所处的客观条件根本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奥尔特加的《什么是哲学》一书的译者曾这样告诉我们:“奥尔特加并不是一个为写书而写书的人……他写了许多长论文,经常为别人的著作写评介,还有许多他自己的演讲,他想把它们整理成书,但都没有来得及付排。……人家一直都在催他,让他赶快翻译好了到美国去出版,他虽也应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动手。”他现存的这些著作,包括已经翻译成英语出版的著作,甚至包括他这部最负盛名的《大众的反叛》,都明显带有一种即兴演讲的特点。
  从1910年起,他长期担任马德里大学哲学系主任、形而上学教授,应该说他对西班牙的思想界产生了几乎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影响。最初,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他在内战之前撰写了大量的美学、文艺学和文学批评著述。《唐吉诃德沉思录》(1914)、八卷文集《观察者》(1914—1934)、《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1921)、《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等,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刚刚形成风气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最出类拔萃的代言人:是他率先把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介绍到天主教统治的西班牙,又是他最早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给予了深入浅出的理论化阐说——1925年,他发表了《非人性化的艺术》。尽管这部专论直到1948年才被译成英文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然而,即使在英译本问世20年之后,它仍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文坛上关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论总结,它所提出的那些关于现代主义的认识假设,甚至在今天仍被认为是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的一些范式和指南。而就在他在全西班牙愈来愈受到瞩目的时刻,他于1929年发表了《大众的反叛》,此书提出的一系列极具时下相关性和挑战性的论点,立刻引起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并把奥尔特加从一个区域性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推到了整个欧洲理论舞台的聚光灯下。
  在奥尔特加之前,当然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曾对“大众”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的马基雅弗利或启蒙时期的孟德斯鸠,一直到19世纪的卡莱尔和尼采,他们所有涉及到“群众”的论述,大多是他们对以君主和英雄为主体的“统治学”研究的一些副产品。在他们的研究中,“大众”从来都不可能是主体。法国人勒庞的《乌合之众》或可算作是以“群众”为主体的最早的专论之一,奥尔特加也曾读过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但《乌合之众》的着力点主要是在“大众的心理”,而不像奥尔特加那样,把“大众的反叛”作为一个时代标识,对一个正在发生结构转型的社会、以及对这个“大众”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特加可算是宣告了“大众社会”正式来临的第一人。《大众的反叛》正文第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不论是好还是坏,当前的欧洲公共生活中
  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即
  大众已全面获取了社会的权力。就其定义
  而言,“大众”本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
  其个人的生存状态,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
  会了。因此,这一事实意味着欧洲正面临
  着一个空前巨大的危机,它将给人民和国
  家带来苦难,并导致文明的倒退。这种危
  机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发生,其特征和
  后果早已为人所熟知,并为此而获得命
  名:我们称之为“大众的反叛”。
  “大众的反叛”作为一个术语,响亮是响亮,但肯定要犯众怒。稍微圆滑一点的人或许就会换一个更加委婉的说法。但是,奥尔特加就这么脱口而出,无遮无拦,他不仅径直将它作为书名,而且描绘了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社会将面临空前巨大的危机,人民和国家将经受苦难,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将发生倒退。而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奥尔特加毫不掩饰自己的极端精英主义的立场。他在书中明确地宣布,他本人向来就对历史持一种“极端贵族化的解释”,认为“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显然,也就是凭着这些,贝尔便认为他抓住了奥尔特加对现代社会的“贵族式”批判的要害。他认为这一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判断是错误的——它“似乎是对当前社会的有力而真实的描述,是对现代生活性质和情感的精确的反映……但是,它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轮廓以外,却从来没有在总体上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贝尔认为这一理论对现代人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所以,尽管奥尔特加声称,他所谓的“大众”指的并不是工人群众,而是指“现代文明的一种低迷状态——这种状况则是因为昔日的精英不再处于主宰地位所造成的”,然而,贝尔却说奥尔特加是将“现代趣味统统等同于门外汉的判断”,认为现代生活就是“把一切经典都化为空白”,而过去的任何东西都“不再允许作为样板或标准”;甚至“那著名的文艺复兴时代”,也被认为是“一个庸俗狭隘的乡巴佬时代”,等等。所以,贝尔得出结论说,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是对人文主义、对科学,一句话,是对“所有‘现代性’的最猛烈攻击”。那么,贝尔为什么会对奥尔特加如此大动肝火呢?
  我们只要把他这一章的文字再接着念上几页,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是贝尔自己已先行假定,50年代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大众社会”——他心目中的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却有着实用主义精神的文化;在这里,上帝也被看成是一个“劳动者”;这里充满着乐观主义和对新生事物的无限渴求,它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大众社会正是这变化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变化”。显然,贝尔对美国这样一个“大众社会”心里是充满了自豪的。然而,奥尔特加以及其后一大批欧陆的思想家,却偏偏有言在先地对“大众社会”一波接一波地加以谴责和批判。这样,在贝尔看来,如果不为“大众社会”这一理念彻底正名,那么,不仅美国当下社会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39;étre)会被动摇,而且,他自己这本书的全部立论——“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将被釜底抽薪。
 可是,读过奥尔特加这本著作的人则大概都会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贝尔在自讨没趣,是他把奥尔特加对于现代“大众社会”所作的理念层面的笼统批判,硬套到了自己的头上,而且把它狭隘地理解为具体针对美国的一个攻击。而他这样的一种联系,本身就不合乎逻辑。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的确在一些地方点到了美国,但那都是在谈到生活水平问题时对欧洲与美国所做的一个笼统的比较,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把美国作为大众社会的典型来批判的意思。“大众社会”对于当时的奥尔特加来说,更多的还是一个理念层面的建构。
  但是,贝尔所做的这一番具体的联系,反倒产生了一个意外之功效——它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思路,或可说给了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干脆就把美国拉出来当一次“大众社会”的典型,这样我们在对奥尔特加当年对“大众社会”的批评重新进行审视的同时,也不妨来看一看他的一套说词对于今天我们都身在其中的“大众社会”,或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大众社会”——当然仍然不是针对这个社会本身,而是针对构成这一社会的各种基本的机制和理念——是否依然具有质疑和批判的效力。
  《大众的反叛》发表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繁荣期刚刚结束,世界经济大萧条则已经开始。按说奥尔特加当时根本不可能预见到人类还将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更别说预见战后世界的格局竟会是他书中所描述状况的成倍、成十倍的放大。然而今天我们重读他对于“大众”和“大众社会”的一段段描述,那不都是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活生生的写照?“大众”如何崛起,又如何上升到主导的阶层,“大众当道”使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众”价值观对文明传统将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以及“民主”的机制在“大众社会”中的两难窘境等等,他对所有问题所做的分析,几乎无需作任何的变通,就立刻能嵌入我们今天对于同样问题的讨论。在这里说奥尔特加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当年他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还是问题,而且是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的问题。你完全可以不同意他提出的观点,但你却无法回避对他所提出问题的思考——“民主”的运用和滥用、“个人自由”与“自我约束”如何平衡、“精英主义”与文明的传承——这些问题既是对现代性的挑战,又是现代性本身的内容。人们往往以为,“现代化”只是一个物质建设、科技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然而奥尔特加关注的这些问题,则从社会体制、文化心态和道德修养等无形的方面,触及到了所谓“现代性”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在今天的重要性,恐怕就远不在于它提出了怎样一种“大众社会”的理论,它真正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的这种挑战性——不断激励我们对那些依然具有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作新的思考。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的崛起和“大众社会”的出现,首先与欧洲人口(主要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有关:从公元6世纪到1800年,欧洲的人口总数从未超过1.8亿,然而从1800年到第一次大战前的1914年,它竟超过了4.6亿。奥尔特加认为,“大众”以这样一种速度汇聚,并造成处处人满为患的现象,是19世纪工业革命及城市化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现代文化”现象。虽说组成“大众”的个人过去也存在,但那时候他们是以小群体的形式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没有汇聚到一起,那时候他们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而到了20世纪以后,大众则好像突然从天而降似地汇聚起来,形成了一个凝聚体。奥尔特加在谈论这一现象时,始终把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历史”、“现代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很明显,他是把“大众的崛起”看成现代化社会的一个伴生物,这样,“大众的反叛”当然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题中之义。
  但是,正如今天的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奥尔特加的“大众”定义过于宽泛,成了一个指代不够清楚、甚至还相互矛盾的代码——贝尔在他的批评中就列举了“大众”的五种可能的所指。英国牛津大学的约翰·凯利教授对1880—1939年的欧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作过一个专门的研究,他在该专论则提出,所谓“大众”这个术语只是一种“虚构”,一种“语文手段” (linguistic device),其作用是为了“将‘大多数人’的人格去除,或将其各种清晰可辩的特征统统抹杀,从而使得使用这一术语的人心里产生一种优越感”。但凯利的批评对于奥尔特加来说多少有点冤枉——他使用“大众”一词是否有优越感,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他所谓的“大众”,其所指的确太宽泛,故而也难辞其咎。不过,奥尔特加似乎对定义问题并不想纠缠,他只是很简单地认为,“社会就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少数精英是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至于为什么少数精英天生就有这种特殊资质,而大众就生来没有这种特殊资质,他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回答和解释。他比较担心的是有人会把“大众”理解为一种政治的或阶级的界定,所以他反复强调说,“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划分不是一种阶级的或政治的划分,只是两类人的划分”;“不可将这种区分与基于阶级出身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划分混为一谈”,“……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都存在大众与真正的精英之分,不能把大众简单地或主要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与“精英”只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纯粹就是一个数量多寡的划分,但是,这种数量的多寡在这里却又变成了一种质量的标志,成为他将社会分为两拨人的理由:这两拨人如果说有差别,那只在一点——是否具有某种特殊资质。什么特质?奥尔特加说:“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公共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本应该是安分守己、从不自行其是的……因为大众生来就应该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它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必须把自己托付给一个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更高的权威。”∞而当大众不断地聚集,渐渐变得不再顺从,不再尊重和追随少数的社会精英,终于有一天,当它宣称自己有权自行其是的时候,它就要取而代之了,于是就出问题了——发生了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猛烈的道德反叛”。
  很明显,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与“少数精英”的分野,完全是由先天决定的。少数人有特殊资质,能严格要求自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就成为精英,大多数人没有,是所以为“大众”。然而,这样的划分实际上等于没有划分。因为所谓“严格”的自我约束、“重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其实都是些相对而言的变量,自我约束到什么地步算“严格”?多大的责任感、使命感才可以达到“重大”?都只能是相对说说而已,根本无法成为将某一个人划入大众或精英的具体标准。而且,即使按奥尔特加的划分,“精英”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又如何能划定某人是否有使命感、责任感是高还是低的确切分野呢?
由于“大众”的定义不清,奥尔特加列举的一系列“大众反叛”现象,是否应该都算在“大众”的头上,恐怕就要存疑或大打折扣了。再者,他所说的大众占据了先前只为少数精英人物保留的地方,或艺术审美活动、政府功能、公共事务的政治判断等这些原先为少数有资格的人所掌握的领域,现在统统都被“大众”占领了,这些所谓的“大众”取代了少数精英的现象,实际上与他所说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人数剧增、大众的汇聚而造成的“人满为患”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现代社会的人也都有亲身的体会,但他把这些现象都笼统地归结为“大众的反叛”,则还是让人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上面我们在提到“大众”二字时都特意加了引号,为的就是要说明,这里的“大众”实际上已不再是“大众”。因为真正的大众——占人口总数大多数的大众,其实永远都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a silent majority)。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这样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奥尔特加自己也说过,大众总要将自己托付给某个更高的权威。在他心目中,这个更高的权威毫无疑问应该是他所谓的“少数精英”。然而,现在的麻烦则在于,大众居然开始不再把自己托付给这些精英了,他们有了新的代言人。奥尔特加把这一切称之为“大众的反叛”,然而,从大众向来是无言的这个角度看,为何不可能是有人僭取了大众的名义?为此,对于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的反叛”,我们显然可以变换一个角度提问:大众为什么不再把自己托付给你所谓的精英人士,而是托付给了一群“平庸无能的人”?而一批根本不具备特殊资质的僭越者,却为什么能够冒充大众的名义来上演一出现代社会的“鸠占雀巢”,占取了原本应属于社会精英们享有的位置?
  其实,奥尔特加倒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所谓的“超民主”(hyperdemocracy)所致。应该说奥尔特加这一次基本上还算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对这一社会疾患所作出的诊断和分析,也算比较准确到位。的确,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都必须建立在人对于自由和自我约束有一种平衡认识的基础之上。奥尔特加也的确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在过去,人们在充分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对法制约束充满热情,而民主制度需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节,个人在遵守这些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对自己严加约束。……民主和法律——在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是同义词。”然而,在当今现代社会里,这种民主却发展成了“超民主”——“大众变得恣意妄为,无视法律,直接采取行动,把自己的欲望强加于社会”。说到这里,我们则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奥尔特加这一路上的分析似乎都没有大错,然而,偏偏就在要他开方抓药之时,他却话锋一转,反过来责怪患者说:“这病生在你身上,所以应该由你自己负责。”奥尔特加所表现出的逻辑不就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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