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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 纳入历史科学的体系之中,则不过数十年时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对这个学 科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回顾他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若干认识及其实践,对我们今 天探讨新世纪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及发展方向,不无启迪意义。

      究校雠学古义 阐述学术渊源流别

  张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30岁刚出头时写就的《广校雠略》。顾名思义,书中内 容是推广发扬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自然是一部文献学著作。其自序称:“少 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见书渐 广,始@①然不自慊,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 ,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于 是,“温经校史,流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 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稍能辨其原流,明其体统”。[1](P1)从这段话,可以窥见 张先生的学术趣向。书中形成的若干见解,为其一生所恪守。所以,这部书虽仅10万余 言,却是他一生学术探索的一个坚实的基点。
  《广校雠略》凡5卷,分为19论100篇。其中尤可注意者,为以下3论30篇:
  其一,“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之际,约分三途,即目录 学、版本学、校勘学。张先生上承郑樵、章学诚、朱一新的见解,主三者之合,其首篇 《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之事》论述说:“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 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秦火之后,书尤残缺,汉成帝时诏刘向等校书秘阁 ,此业乃称专门。校雠之名,亦自刘向定之,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 其讹谬,随竟奏上。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向校书时, 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 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观向所为《战国策 叙录》云:‘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然则向校雠时,留心文字讹 误之是正,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由此论之,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 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次篇《目录学名义之非》论 述清代以目录自雄之士,“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异同,审辨板片早晚耳,盖已 邻于书贾之所为,难与语乎辨章学术之大。”在引述章学诚、全祖望的有关论述后,张 先生发出如下议论:“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 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 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敢取目录立名,最为能 见其大。”
  张先生关于目录版本校勘不必独自称“学”的观点,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 一点并不重要。他称举校雠的大名,旨在强调三者的联系,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标。这一学术宗旨,是大家都认同的。他关于文献学的若干理论建树,便是他上 推校雠古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辨成果。
  其二,“著述体例论十篇”。跟一般的著述体例介绍不同,张先生论著述体例,旨在 对诸类典籍作推本潮源的探讨。只看10篇标题,便一目了然。如“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 而后著述”、“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拟古著书之始”、“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 别”、“编述体例”、“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钞纂之书日盛而后著述日衰”、 “官修之书无关著述”、“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涉及到大量古书的起源及其流别, 他在博览群书后,自出机杼,加以论断。这里,仅举《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一篇为 例。张先生发挥王充《论衡·对作篇》中的群书区分法,认为“载籍极博,无逾三门: 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 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自为义例,熔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 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 次也。”以先秦两汉著述而论,《五经》前无古人,可谓著作;《史记》《汉书》前有 所因,而在熔铸剪裁后成为一家之言,可谓编述;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则在比 叙旧事、综录异闻之类,属钞纂之书。
  对群书作了这样的区分,张先生认为可以使读者知道学术之深浅,意义不小。“试循 时代以求之,则汉以上之书,著作为多。由汉至隋,则编述胜。唐以下雕板术兴,朝成 一书,莫登诸板,于是类书说部,充栋汗牛,尽天下皆钞纂之编。昔人每教学者多读唐 以前书,非贵远贱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诚以先唐之书,多关作述,犹少空言 。唐以下杂钞日广,语皆枝叶。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学者所宜详辨也。”[1](P8-9 )
  其三,“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张先生强调校雠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因而他的目光便不仅仅停留在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私目录上,yín@②y ín@②于版本早晚,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而是集中精力,把握学术发展趋势,明辨 各类著述的脉络源流。“汉唐宋清学术论”在诸论中,篇幅最长。从辨章学术始于太史 公、郑玄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经师家法亡于东汉、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 者、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 、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宋人经说不可尽废、宋世私门校书之盛,到清代兴起 之师、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道咸以下清学渐衰、道咸 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与模拟著书之非、群经新疏未必尽善、专精与博通之辨,各个专 题,皆一一扼要论述。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部提纲挈领的文献学史。从汉至清两千年 中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状况,都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举列在这里了。张先生 首正校雠之名,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另外70篇,为著述标题论8篇,作者姓字标题论5篇,补题作者姓字论4篇,援引古书标 题论8篇,序书体例论5篇,注书流别论2篇,书籍传布论2篇,书籍散亡论2篇,簿录体 例论4篇,部类分合论7篇,书籍必须校勘论2篇,校书非易事论4篇,校书方法论6篇, 清代校勘家得失论3篇,审定伪书论3篇,搜辑佚书论5篇。单从篇目,已足见内容之丰 富。
  对《广校雠略》中的见解与内容,张先生后来又有所发挥与扩展。为了指导后辈校读 古籍,他在50岁时写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部 分。由于分论的篇幅较多,又分为上下,共成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 ,从识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 、校书的依据和方法等文献学理论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论述了 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和古人著述体要,提出了阅读全史的重要性和具体读法,归纳了 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写作的初衷虽只 是普及文献学知识,但持论谨严,内容丰富,在文献学理论的研究上有所发展。如论辑 佚书,首先从书籍本身的产生、发展、变化,从社会的变迁分析古书散佚的原因,然后 阐述辑佚作品的展开和取材的依据,并归纳出五条途径和方法,即取之唐宋类书,以辑 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 诸史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历代遗文;取之一切经音义(以慧琳《音义》 为大宗),以辑小学训诂书。张先生还从过去学者在辑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漏、滥、误 、陋等),指出读者在阅读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告诫初学者:“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 ,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因为读书不多,见闻不广,虽对这方面有兴趣,但难免挂一 漏万。加以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费时间,耽误了读书的岁月,尤为可惜。初学似不必在 这里面投下太多的劳动,等到业务基础打好以后,再谈此事,比较容易着手。”[2](P3 10)
  书中此类见解甚多,以致顾颉刚先生称赞此书“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 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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