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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在两汉的发展变化

  摘要:西汉四言宗庙郊祀歌有楚辞之风、劝谏之意,东汉以后此类诗走向僵化,成为一种纯粹颂芙的赞歌;文人抒情言志诗则因儒家思想的崩溃走向新生,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发的诗体;称誉应答之诗则因为东汉之末品评之风的流行而开始兴盛。这些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四言诗从政治和儒家思想的附庸走向独立的过程。

  关键词:两汉;四言诗;发展;变化
  
  王莽之乱将汉分为西汉和东汉,虽同为刘氏天下,思想制度多有承袭,但时代有别,不同时期又自有其时代特征。西汉文坛楚风浓厚。大赋兴盛,学术方面是经学大盛,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东汉之初走向极端后,统治地位开始慢慢动摇,楚风浙淡,大赋趋向衰落,抒情小赋兴起,五言诗开始涌现。学术方面反谶纬、反虚妄的思想开始活跃并渐深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雅正诗歌,四言诗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西汉四言诗的特点是受到《诗经》和《楚辞》等的双重影响,重在模拟,歌功颂德之诗尚未僵化。但个人情感则备受经学思想的桎梏,抒情言志之诗则不多见;东汉四言诗经历由强调颂美到诗歌创作重情求真的转变,逐渐摆脱对经学和政治的依附,歌功颂德之诗已无文采可言,但在个人情感抒发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清新可曲的诗歌。本文拟就诗歌内容和语言来分析两汉四言诗的发展变化。
  
  一、歌功颂德之诗趋向僵化
  
  两汉歌功颂德之四言诗主要有两种:一是宗庙郊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三首,武帝时《郊祀歌》中的《帝临》、《青阳》等,东平宪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等;二是文人的歌功颂德之诗,如译吏翻译白狼王唐蕞献歌《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和班固《南都赋》系诗《明堂诗》、《辟雍诗》和《灵台诗》等。这些诗主要是歌颂汉德、祥瑞及帝王功绩。但西汉和东汉此类诗歌相比较不难看出,发展到东汉这些诗从内容到语言已经僵化,试以郊祀歌为例探讨其内容及语言的变化。
  西汉之初郊庙歌重在颂祖德。刘邦之姬妾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用于祭祀祖考:“乃立祖庙。敬明尊德”,其内容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大矣孝哉”、“皇帝孝德”、“呜呼孝哉”等这样直接写“孝”的句子皆在四言篇章中,如第一章:“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沈德潜云:“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其它几首也主要是歌颂先祖“令德”、“德音孔藏”、“浚则师德”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主要是祀天神地祗,其中四言八首可谓是一组完整的郊祀歌。第一首《帝临》写武帝郊祀时“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福缊”的国家背景,其后四首《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咏春、夏、秋、冬,准确地概括四时特点,歌颂万物和季节的和谐。唐山夫人和司马相如的这些诗歌不仅仅歌功颂德,还有劝诫之意,如陆侃如所云“多祝颂及教训的话”。如“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嘲即告诫汉臣民只有顺承先祖美德,子民才会安定,国家才会统治四方,天下才会幸福安康。《安室房中歌》“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有语重心长之感。“这歌格韵高严,规模简古……西汉乐章可与三代比拟的就只有这房中歌”。《郊祀歌》中对天地四时的描写意在使统治阶级顺应季节的变化、合乎神意“承神至尊”,还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都有告诫之意在里面。 但到了东汉以后,此类诗歌内容则完全沦为国家的颂美之词。这和东汉之初的统治思想有关,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宣布图谶天下。章帝建初四年在汉宫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白虎通义》即班固等人奉章帝之昭在此时期撰集而成。诗经学的神学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汉以后诗歌也重在美汉德、歌图谶,东平宪王苍进献的《武德舞歌诗》杂糅“天人感应”说以应图谶。“章明图谶。放唐之文”叫。班固《两都赋》后附四言诗三首,简直就是颂诗的翻版,索然无味。其一《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内容和虚妄之词。西汉之初的宗庙诗歌颂还透着一种警醒和劝诫,东汉则这种讽谏之意全无,都是纯粹的颂美之诗。
  西汉楚文化浓厚,鲁迅《汉宫之楚声》“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披宫掖。”所以西汉郊庙之歌受楚风影响很深。其中《安世房中歌》“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语言不甚艰涩枯燥,“其中描写的地方,一方面雍容尔雅,不专以典重见长;一方面词句秀丽,颇有楚辞的风味”。如第一章最后四句“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被沈德潜评为“幽光灵响,不专以典重见长”又:“《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鬻鬻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眑,经纬冥冥。”写音乐“清思呦呦,经纬冥冥”,极其形象的描绘了音乐的感染力量,梁启超评价云:“此歌为秦汉以来最古之乐章,格韵高严,规模简古,胎息出于三百篇,而词藻稍趋华泽,音节亦如舒曼,周汉诗歌嬗变之迹,最可考见”。《郊祀歌》写四时的语言形象生动。如写秋天:“西颢沆阳,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冬天:“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描写极具特征,文从字顺,旨趣了然,“体裁和气格,有点出自《诗经》的三颂,却并不袭三颂面目,有点出自楚辞的《九歌》,也不袭《九歌》面目,最少也是熔铸三颂《九歌》,别成自己的生命。”
  东汉郊庙歌语言没有创新,完全模拟《诗经》。如东平王刘苍进献的郊庙歌诗《武德舞歌诗》,几乎就是《诗经·清庙》的翻版,刘苍诗对《清庙》仅做了几处改动而已,把五字句变为四言,比《清庙》更古奥庄重。“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经·清庙》)“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义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天,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刘苍《武德舞歌诗》)
  班固《东都赋》系诗三首流于颂语,如其二《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胡应麟评价为:“太质无文”。白狼王唐蕞进献的三首诗之一:“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曲申兼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顾主长寿,子孙昌炽。”(《远夷乐德歌》)虽没有沾染东汉浓厚的经义谶纬之学,却又走向另一极端,诗歌直白如文,“太浅无味”,亦没有什么价值。随着东汉颂体文学的繁荣,此类诗歌以后不见有载。
  
  二、抒情言志诗走向新生
  
  在经学思想浓厚的西汉,诗歌主要抒发的是诗人在政治、儒家礼仪等的规范下的思想感情,而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并无表露;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日渐松动,社会的日趋黑暗,文人开始关注自身命运,四言诗逐渐摆脱经学教义的束缚及对政治的依附,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发的诗体。
  西汉韦孟的《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在“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歌理论规范下,诗歌中透出一种依经立义的意味,个人的行为无不是以经义来约束自我。西汉孔藏《杨柳赋》写到朋友宴饮时的情景:“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肴核纷杂,赋诗断章。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致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赋诗要“考以先王”,喝酒时言行举止要符合典章礼仪“事有纪纲”,西汉文人之言行谨慎由此可见一斑。韦玄成的《自劾诗》很鲜明的表现了在经典约束下的自我批评和警诫。东汉之初的傅毅《迪志诗》也还透出这种意识“秩秩大猷,纪纲庶式”。正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述志时都无一例外的要叙先烈、述祖德。韦玄成《自劾诗》叙述先祖:“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赐命建伯,有殷以绥。厥绩既昭,车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显。”和傅毅《迪志诗》:“于赫我祖,显于殷国。贰迹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土。爰作股肱,万邦是纪。奕世载德连我显考”,如出一辙。但傅毅在诗中表现的思想和情绪与韦孟、韦玄成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傅毅之诗在于“将叙先烈,述祖德与励志紧密结合起来,既不同于韦孟诗中诗旨不统一和情感游移的情况,也没有韦玄成诗中畏缩的情感表现。弥漫在汉末士人心头的那种渴望通过建功立名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已初现端倪。透露出古老的四言诗体在流变中走向新生。”而且诗中有了作者自己个人意识的觉醒,不纯粹是在典章之下的呻吟:“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灌溉,谁能昭因。启我童昧,……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已有了对时光荏苒、时月如流的感慨,使得诗歌的抒情部分有了作为个体面对无情的时间流逝而发出的真实感叹:“行迈屡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在自勉自励中不时流露出对个人生命的担忧。四言言志诗至东汉已经开始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和真实细微的文人感受,傅毅这首诗已经透露出四言诗新变的迹象。
  东汉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日益黑暗,世风发生了变化,文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从外在的经典礼教的束缚转向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如朱穆在《崇厚论》中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其思想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色彩,已经开始趋向率性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源于礼法废弛、社会风气颓靡的现实,开始把礼义重重的外在约束点点剥落,从而转向个体内在的心性;在生活态度上即表现为重情求真的倾向,在文学上则表现在单一的以颂美为旨的文学局面向趣味化、抒情化审美新潮转变的趋势。诗开始摆脱儒家诗论较为浓重的说教传统,疏离了对《诗经》雅颂之典正诗风的机械模拟;四言诗更趋个性化、抒情化,雅俗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传统雅正的四言诗开始冲破厚重的经学桎梏和模拟的范式,重新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这些诗歌敢于大胆表现主观爱憎,重视抒发真挚情感。蓝旭在其《东汉士风及文学》一书对两汉四言诗风格的变化概括比较全面:“颂美的沦没、讽谏的式微,是此期诗赋创作区别于东汉初、中叶的显着特征,代之而起的。一是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对传统教条的叛逆精神;二是对世俗情感、日常生活情趣多方位的挖掘和体验。与此相应,汉末诗赋的风格亦突破雍容典雅、婉而多讽的模式。不平之鸣则慷概激扬,流连风物则清丽婉转而声情摇曳。”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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