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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发生于公元554年的江陵保卫战是南北朝时期一场重要的战争。王褒在这场战争中的降敌行为也成为了他备受后世诟病的缘由。但是。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其实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在是否降敌这个问题上。王衰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的最终降敌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关键词:王褒;降敌;原因;心态

  王褒(512~575年),字子渊,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书法家,在梁朝时曾任吏部尚书,并且在江陵保卫战中被元帝任命都督城西诸军事。关于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原材料的梳理、比较,厘清王褒降敌的历史真相,并从家风、士风的角度入手,探讨王褒降敌的原因和心态。
  
  一、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
  
  关于西魏平江陵及王褒降敌的经过,《周书》、《北史》、《南史》、《资治通鉴》均有记载,但这四部史书对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的记载不尽相同。《周书·王褒传》认为王褒在战争中已经尽了“忠勤之节”。在战争的前期他受命都督城西诸军事,“深自勉励”,但由于朱买臣等人的战败,他被贬为护军将军。城陷之后,他“犹欲固守”。王褒之所以降敌,完全是因为元帝已经出降,他迫于无奈,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北史·王褒传》的记载基本与《周书》相同,只是稍微简略,但仍然认为是元帝先降,王褒随后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则认为王褒在是否向西魏投降这件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建议,元帝才没有接受谢答仁的提议,突围去投奔任约,而是让王褒带着皇太子作为人质向西魏投降。《资治通鉴》是这四部史书中对江菠保卫战记叙最为详细的。据其记载。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南征。十一月初一。魏军渡过汉水,占领江津,切断了元帝东逃的道路。初二。元帝授命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全面备战。初五,魏军兵至栅栏前。十五日,粱军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在江陵南岸的马头修筑城堡。远远地作为声援。二十六日。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迎战,都败了回来。二十九日,胡僧佑被流箭射死,内外城军民惊惶失措。魏军倾巢而出猛攻栅栏,有反叛的人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人退守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圈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俄后,元帝人东阁竹殿,焚书毁剑,又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书,此时谢答仁力劝元帝突围去投奔任约,而王褒则主张降敌,元帝最终信王褒而远答仁,答仁气得吐血,只好离去。于谨接到降书,要求太子当人质。元帝就派王褒送太子去。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书法很好,就给他纸和笔,请他写字。王褒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
  那么这四部史书的记载。以哪部最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呢?王褒在江陵保卫战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比较详尽具体的,其他的史书也从某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在战争的初期,王褒应该是如《周书》所载,一旦被委以总戎,则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的。但是随着朱买臣的战败,胡僧佑的战死,他看清了战争的形势,他知道梁朝根本没有战胜的希望,于是他主张降敌。但是,王褒并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梁元帝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所以焚书毁剑,并且下令让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而此时有“主逃”和“主降”两派。在这里,梁元帝显然是属于主降派的,他明明知道逃跑之事“事必无成。只增辱耳”,却还要拿这个问题问王褒的意见,其实只不过是想得到大臣对他投降行为的肯定而已,而王褒因揣度圣心,知道元帝想投降,所以在表态的时候,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他这一说,就成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因为,在封建伦理道德里面,可以有亡国之君,却不允许有卖国之臣,忠臣理应是为君主战死沙场的,而王褒竟然主张降敌,岂有不成千古罪臣之理乎?既然王褒主张降敌,已是千古罪臣,那么剩下的一切卖国行为也都由他来执行了!于是,当于谨要求以梁太子作为人质时,王褒只得再当一回历史的罪人,亲自把太子送到敌军之中。或许,从整个历史事件的表面记载来看,王褒是主动要求降敌的,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被掩盖在纷繁的表象之下的。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我认为,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而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或许,在王褒的心里,他也是认同这政策的,也仅仅是因为这点认同,他才背负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名!至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上记载的王褒见于谨之子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虽然我们查遍南北朝诸史,也找不到同类的记载,但是,从王褒当时的行为和心态来看,我认为司马光的臆测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二、王褒降敌的原因及心态
  
  上面探讨的主要是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褒认同梁元帝的降敌政策,进而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呢?他的这种降敌选择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认为:
  王氏家风的影响是王褒选择降敌的主要因素。纵观琅琊王氏三百年余年的家族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抱有积极进取的人世心态,具有高超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们善于在易代之际,为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攫取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审时度势、与时推移、应时而变,甚至不惜背上“贰臣”的罪名。江陵保卫战,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失败的战争。王褒作为南朝负责这次抗战的主要将领之一,或许在战争的初期对战争形势还没有太清楚的认识,但是当朱买臣战败、胡僧佑战死之后,他知道梁朝战败只是早晚之事。如果他再坚持坚决抵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破家亡,甚至灭门之祸,而如果他顺着元帝的意思,主张降敌,那么就算是国亡了,他的家也还在。他虽然不能在这次降敌事件中为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攫取最大的利益,但是,至少他没有愧对王氏的列祖列宗,因为他保证了家族的延续,在“国”与“家”、“忠”与“孝”的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或许。在后世正统史学家的眼中,他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千古罪臣,但是,从琅琊王氏家族发展的角度来看,他却是绝对的“忠臣”、百分之百的“孝子”。正是他的降敌主张,避免了王氏的灭门之祸。正是他宁愿当“家奴”的合作行为,为王氏家族在北朝的发展赢得了政治资本,也为王氏家族在唐朝能够继续成为宰相名门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在王褒的内心深处,他何尝不为自己的降敌行为挣扎、后悔?又有谁愿意当历史的罪人呢?但是,当真正面对抉择的时候,个人懦弱的性格和人性中顽强的求生意志相比是不堪一击的。个人的荣辱与整个家族的传延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求生意志战胜了懦弱性格,家族传延打败了个人荣辱,他成为了国家的罪人,却成就了家族的繁衍;他失去了精神的崇高,却得到了肉体的残延。降敌,表面看来是一个历史事件,向我们展现的却是诗人内心痛苦的灵魂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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