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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怀疑主义认识论述评

  [摘 要] 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方法,从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性、认识标准之主观性、认识对象之变易性和言说之困境四个方面,对认识活动之障碍予以揭示并对其作了相对主义的消解,对最高本体“道”的认知则提供了神秘主义的“体道之方”。庄子的认识论是其逍遥人生理想的理论支柱,也是如何实现从安命向逍遥过渡的方法论。

  [关键词] 庄子;道;怀疑主义;相对主义

  Abstract:Zhuangzi,sta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relativism and taking skepticism as a method,clears up the obstacles of cognition by way of relativism and also offers a mysterious method to explain the highest noumenon,“original substance “ of “Tao”from four aspects,i.e.,the limitation of subjective ability understan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riterion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targets understanding and dilemma of expression. The theoretical pillar of Zhuangzi’s unfettered ideality is based on his epistemology which is also regarded as his methodology of how to realize the unfettered ideality from fate obedience.

  Key words:Zhuangzi;Tao;Skepticism;Relativism
  
  一个哲人在追寻他的精神家园时总是与他当时的历史境遇有关。庄子生活在一个战争频发,性命朝不保夕的时代。面对世道的昏暗和死生的无常,乱世中的庄子感到了人生的虚妄。此外,当时的诸子百家,在学术上各执一己之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这些学术争论常常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庄子对此深感厌恶。他认为这些认识论上的独断论严重破坏了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加速了昏暗世界的“沉沦”。“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1]274如何打破诸子百家的独断论,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手段,发展了其独特的认识论。庄子的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之障碍作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此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决。
  
  一、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
  
  1.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
  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一种对象性活动,人的认识除了要有所依待的对象外,还需凭借主体的认识能力,“闻以有知知者也,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1]117这里所谓“有知”与“无知”的“知”就是“智”,指主体的认识能力。而人作为认识主体,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庄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在本性上是亏缺不全的,其认识能力受到属于自身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秋水》)[1]418这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只能是“物粗”等“有形”的现象领域,而至于不属于“精粗”范围的无形的“物之质”的领域则是人的理智所不能达到的。庄子充分意识到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渺小、孤独、无助。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心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认识对象无穷,人生在世之时与宇宙的无限过程相比微不足道:“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之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1]416所以人们不应企望能够认识世界,而应放弃一切认知活动。
  2.认识标准的主观性
  庄子认为认识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这是因为认识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是主观的。由于个人的立场、角度的不同,要想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十分困难。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往往会只依据个人自我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且常常习惯于“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己者为非之。”(《寓言》)[1]728故是非根本无法分辨清楚。扩展来看,人类在与他物之间,又常会持执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庄子以相对主义为基础,打破异类不比的原则,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同其他类生物都当作认识的主体同等看待,用其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好恶和反应来否定人们用以检验是非的感觉经验标准,从而说明是非根本无法得到检验。“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1]80庄子用人和动物对“正处”、“正味”、“正色”各以自己的感觉嗜好定取舍,来比喻利害、是非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和可靠的尺度,彼此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以自己的“成心”为师法,所以儒家有儒家的是非,墨家有墨家的是非,他们又各以对方所非为是,以对方所是为非,究竟谁是谁非,是辩论不清楚的,也是无法判断的,庄子的“辩无胜”就揭示出在一个充满皆是皆非的相对性的世界里,论辩的双方都偏于一曲,它们需要第三者做出仲裁,而第三者的仲裁的结果是否可靠,这又需要另一个人做出判断,而另一个人的结论是否可靠又需要另一个人做出判决,这样就产生无穷的循环,谁是谁非最终仍不能确定。
  3.认识对象之变易性
  作为认识对象的外在客观事物一直都处于变易流转之中,它们如白驹过隙一样,始终变动着,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人们是无法区分清楚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1]425认识的确定性要有所待的对象才能产生,但所待的对象却是变化无定,那么确定性的认识显然无从判断,这个观点在《齐物论》中得到了更明确地体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1]54庄子在此向我们表明事物是随生随灭、没有停止的。由于对象的变化不息,永不停留在一定状态,一切对待的关系也变幻不定。这颇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万化如长流,所有的认识关系常处在转变中,因此价值判断产生了无穷的相对性,故人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不可靠的。
  4.言说之困境
  庄子认为,由于事物变动不居,人们的言说不能揭示事物的本然的真相,言说的话语是对事物“真”相的遮蔽,也许人的言说就像鸟鸣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口彀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1]49言说和吹风不同,言说必“有所待”,即言有指向某个对象的意图。人们的认识只有与对象符合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所言者本身却是变易不定、瞬息万变的,而表达这个“所言者”的概念却是静止的、僵死的,当我们说“什么”(言)的时候,这个“什么”(所言)已经变了。所以在庄子看来,要用概念语言来表达事物是不可能的,即语言不能揭示其“真”,因为概念语言反映事物总要求有一一对应的相对静止关系,而事物的变化却是绝对的。
  人的言说不仅不能反映一般客观事物的真,更不能准确表达“道”。庄子吸收了老子论“道”的观念,且对“道”又作了前所未有的升华与神化,使“道”上升到了类似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夫道,有情有信……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1]181 “道”生天生地,却不是万物本身,而是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广,日月之所以行,万物之所以昌的那个“所以是”。但庄子的“道”又不完全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东郭子问“道”就说明在庄子这里“道”不仅是“物物者”,而且是“每下愈况”、“无所不在”,既先于物又在物之中,这个“物物者”在共时态中主宰物 。作为万物本源性的道是大全,是一,具有无形性、超越性,这是人的言语无法把握的。“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1]74道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不能分割,而人的语言概念总是进行抽象,总是有一定的外延,需把具体事物分割开来把握,而道一经分割,就有了界限,那就不是整体了。所以,人们用抽象概念、语言是无法把握具体的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1]580
  庄子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对人类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的揭示,告诉人们:是非不可区分,“道”不可言,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一些相对性的意见,而非终极性的真相。在庄子的认识论中,“认知的相对性是在起点就被充分揭示了的,相对主义成了庄子观察、对待自然、社会、人生各个领域内具体事物的立场和态度的认识论的基础。”[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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