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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
[摘 要]文化校史是不同于传统型校史的另一种校史写作形态。要写好文化校史,必须努力做到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进而面向知名人物、面向经典事件、面向民间语文。在相当程度上,民间语文作为落实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的有效途径,特别值得重视。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大型课题而言,文化校史的写作形态将确保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在“内涵生产”的基础上找到良好的“传播策略”。
  [关键词]文化校史;传统型校史;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
     Abstract:A cultural university history is another kind of university hist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 well-done cultural university history must be full of stories, ideas and literature, to be exact, of famous people and typical stories with folk language. As an important way to make historical stories, ideas and literature, a special attention, in a large sense, should be paid to folk language. As a big subject being studied at present, the writing style of Research into a hundred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ill make a good strategy for the cultural spread and propaganda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of connotation.
  Key words:cultural university history; traditional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into a hundred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目前正在组织进行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大型课题,预期取得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个案研究成果,亦即参加课题研究的25所大学分别撰写一本关于本校的《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报告》;二是专题研究成果,亦即专家学者围绕中心课题选择专题进行研究,以此作为综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三是综合研究成果,亦即在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力量撰写专著《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并以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文集》。无论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还是综合研究,都属于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内涵生产”。生产了产品,自然需要在市场上成功地销售,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内涵生产”,是否需要有效的“传播策略”来给予支持?更具体地说,假如每所高校都拿出了一本关于本校的研究报告,那么,这个研究报告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才能获得真正有影响的传播效果呢?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文化校史”这个新的观念,并且希望这一观念有助于“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去真切地实现读本的可阅读性、市场的可接受性。
  对于大学来说,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知名高校来说,校史的研究与写作是储存历史记忆、传承大学精神的重要途径。当一个新生已经在“学生证”意义上归属于一所大学之后,他势必渴望更快地在“心灵史”的意义上皈依于精神的校园。帮助一个新生完成这一使命的,既有老师、学长的“口述历史”,更有他自己的“感同身受”,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毕竟是“有限”的,更“普遍”的无疑还是人与校史读本之间的深层体证。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以史料汇编为经、以时序编年为纬的传统型校史,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理想。这里无妨套用一个比喻:当运用熟悉的字词来写作时,我们是“不假思索”的;如果要用上一个不怎么理解的字词,那我们就得到字典或词典里去“按图索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按图索骥”者显然尚在门墙之外,惟有“不假思索”者才能渐入堂奥。“按图索骥”与“不假思索”的差异,也正是传统型校史与文化校史的根本区别。
  一般地说,文化校史当以人物为经、以故事为纬,“人物”主要指的是曾经在本校工作和执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指的是一直或一度流传于本校的老掌故、老传说。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信”,是与它有其锐意创新的校长、情深学术的教授密不可分的;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爱”,是与它有其令人感怀的遗闻逸事、经久不衰的校园传说紧密相关的。因为有了高山仰止的名校长、名教授群体,其“可信”塑造了一所大学的“标志”;因为有了景行行止的遗闻逸事、校园传说谱系,其“可爱”演绎了一所大学的“风格”。“可信”孕育了“可爱”,“可爱”巩固着“可信”,“标志”造就了“风格”,“风格”护卫着“标志”。由此可见,人物与故事在文化校史中当是有机统一的,有意义的人物必将关联着有趣味的故事,好的故事必将基于真切的人物而长存。
  “纸上的校园”是脱胎或者取材于“地上的学府”的,一所知名大学的文化校史无不具备两种形态:首先是作为历史本体的“实史”,亦即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其次是作为历史书写的“编史”,亦即后人对于过往历史的记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实史”是活在“编史”之中的,既往的历史因为当代的阅读、口述而获得传播。正如黄天骥教授回忆他1952年刚刚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情形所说:“我们从进入康乐园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和老师见面了。新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会打听将有什么样的老师给自己上课。接待新生的师兄们,也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老师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后生小子们介绍。那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是陈寅恪、姜立夫,还有容庚、岑仲勉、杨荣国、胡金昌、周誉侃、曹廷藩、徐俊鸣、罗克汀、王力、陈心陶、陈焕镛、梁伯强等教授。大家既景仰,又觉得有点神秘。”[1]
  所谓“实史”活在“编史”之中,似乎又可分为两种状态:其一是口述状态,其二是读本状态。很多校史故事可能从来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但它们却一代接一代地被口传下来。我们的确无法否认“口述”巨大的传播功能,但是,“读本”特定的引导功能尤为值得重视。原因在于,如果一所大学拥有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那么,其校史的人文传播就将在系统性、感召性方面取得不可估量的效果。在纯粹知识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知识地把握校史上的人物与故事方面,“口述状态”是零碎的,“读本状态”则有可能达成系统性;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智慧地领悟人物与故事之于现代人生的精神支援方面,“口述状态”难免是神秘的,“读本状态”则将尽其力量展现大学精神的智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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