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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摘 要]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对明代的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进士登科录;社会;文化
  
  作为明代人事档案和科举制度的实物例证,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文献。早在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就把台湾中央图书馆及原北平图书馆所藏共六十余种明代各类登科录影印成《明代登科录汇编》一书。由于政治原因,此书直到上个世纪末,也就是数年前才在中国大陆发行。此时,美国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已利用台湾、美国所藏的诸多明清进士登科录出版了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1]。此后,另一位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艾尔曼也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撰成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考试文化史》)[2]。近年,这些明代进士登科录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然多限于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而对于进士登科录本身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为此,笔者已撰“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3]、“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4]等拙文以抛砖引玉。令学术界雀跃的是,2006年11月,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汇编·登科录》已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天一阁的镇馆之宝——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大量影印出版,必将对中国科举制度史和明史的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进士登科录对明代政治活动、民间生活以及文学作品等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因为明代《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等是记载登科者的名册,在当时具有政府档案性质,故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乡试结束后,皇帝御览山东所进《乡试录》,亲手批阅第五问“防边御敌策”:“此策内含讥讪,礼部其参看以闻。”结果,监察御史叶经被廷杖致死,布政使陈儒被降为陕西宜君县典史,对其他相关人员如考试官教授周矿等也俱严加究治。此外,该科贵州《乡试录》“亦以忤旨,御史为民,右参政等各降三级”[5](卷82,P1572-1573)。皇上对各省《乡试录》,尚且如此关注,对礼部主持刊刻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的重视可想而知。
  首先,《登科录》有时被拿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德六年(1511),费宏为礼部尚书知贡举,指摘该科《会试录》中文字方面的疵谬,用白纸条粘于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武宗召见辅臣李东阳等并让他看那本《会试录》,于是考官刘忠闻风便请致仕[6](卷6,P691)。正德九年,费宏因为梁储位在己上,而梁储是该科主考官,于是又将《会试录》旁“注贴说指摘以进,上察知之,置不问”[6](卷6,P698)。一连两次费宏用《会试录》来打击和排斥自己的政敌。
  万历四年(1576)正月,监察御史傅应桢上疏指责首辅张居正。一日,皇上在文华殿听讲完毕,就把这道奏疏拿出来让张居正看。疏中说傅应桢有八十老父,而取出《进士登科录》一查核,他登科时填写的是父亲已经亡故。前后矛盾,皇上以为欺君,盛怒之下想对傅应桢施以廷杖之刑,后赖张居正委婉解释乃得一免[7](3编,卷14)。
  据《明史·倪元璐传》记载,崇祯年间,辅臣温体仁唆使刘孔昭攻击倪元璐,说倪元璐之妻陈氏尚存,而妾王氏冒充继配得以再次敕封,败礼乱法,于是皇帝下诏命吏部核奏。倪元璐的同乡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倪元珙都说陈氏因过被休,王氏乃继娶,并非小妾。温体仁很失望,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等行勘,即票拟一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于是,倪元璐就糊里糊涂地被勒令落职闲住。作为对刘孔昭的奖赏,温体仁提拔他为南京操江[8](卷265,P6840)。
  其次,《登科录》有时还被当作“举荐之资”。《登科录》一个重要的作用是登科进士身份的证明。宋辽和议,宋朝人遣使馈送,辽国皇帝亲自查收。“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记》验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赐赉物则密令人体探”[9](卷8,《本纪》第15,《圣宗》6)。宋代的寇准出将入相,历镇方面,地位尊崇。他曾告诉侍从人员,若有过客造访,应当把来访者的《同年小录》(即《进士登科录》)与参状一并转呈。若此人是其同年,且年龄又在己上,寇准便对他非常礼遇,“虽州县小官,亦展茵席以叙拜”,历来被传为佳话[10](卷上)。
  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进士家状”能提供出该科每个进士的很多重要信息。明人顾清《送余大尹序》载:“弘治丙辰,吾华亭尹以阙告。其八月,《进士登科录》成,邑人之在朝者聚观焉。曰择尹必于是,安得忧国爱民廉平而仁恕者为吾父母乎?旁有识者历指而议之曰:某也可,某也可,某也限以地,某也拘以资,某与某其可也,如是者数人,而余君端卿为首称。未数日,吏部拣堪县令者二十有五人,居浙西者四,而华亭果得君。”[11](卷17,中集13,《北游稿》,《序》)说明在当时《进士登科录》作为政府人事档案,并且还是公开的档案,对于人事安排多少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再次,《进士登科录》与《同年录》一样,又是该科进士同年联系的纽带。作为同科进士的题名录,《进士登科录》虽不像《同年齿录》那样严格按照年齿排序,同样也起到该科同年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曾上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12](卷44,《选举志》)他认为参谒座主,实际上就是“附党背公”,此后进士期集、参谒及各种题名活动尽行废止。这也证明题名本身也能起到增进同年之间、座主与门生之间感情的作用。明代,王守仁《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载:“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观之,则文中子之门又奚足异乎……”[13](卷28,《续编》3)这里“邃庵先生”也就是明代中期大臣杨一清。此外,东林党多进士出身者,他们还编录了一部《东林登科录》。
  
  二
  
  《登科录》在唐宋以后广为流传,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几个侧面加以说明。
  在古代,人们可以通过《进士登科录》上的信息来了解一个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字号、年甲、里居等等。宋人吕本中《轩渠录》载:“米元章喜洁。金陵人段拂,字去尘,登第。元章见其《小录》,喜曰:‘观此人名字,必洁人也’亟造议亲,以女妻之。”[14](卷34上)正是在《小录》上看到了“段拂,字去尘”这个给人清洁印象的名、字,米芾才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元人李祁《龙子元书香世科序》载:“……予以元统癸酉及第,凡所受国朝官府文凭及程试文字、《登科小录》之类,遭乱荡无一存。每念一同年,欲记其年甲里居,无从征考,辄太息痛恨而止。乡里后生辈或来问向时程试文字,漫不复记,无一语可答,又太息痛恨而止。”[15](卷3,《序》)明人蔡清《寄周黄门书》载:“南都别后,……既而得睹执事于《壬戌登科录》,继闻两县卓异政迹,虽音问两阔,而中情相爱如春矣。”[16](卷2,《书》)这都说明作为进士花名册的《登科录》,是人们认识了解这些进士的一个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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