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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蒋百里的抗日持久思想

  [摘要]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他很早就认为日本必将侵华。基于这一认识,他通过对中日两国的具体国情的分析,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提出了对日持久作战的观点。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坚持持久战的战术思想,包括速决战与持久战、运动战及游击战等。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完善了持久战思想,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蒋百里;抗日持久战略;运动战;游击战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晚年号詹宁,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的卓越成就而闻名于世,被誉之为“天生兵学家”、“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因毕生处于民族危亡的忧患时代,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使其终身以建设强大国防为职志。他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富于民族性和时代性。他很早就认为日本必将侵略我国,所以较早地注意要在军事战略方面对其防范,并著书立说阐述他的对日战略,以期唤起国民,有利于中国的抗日御侮。基于此,本文将专门论述蒋百里的抗日持久战略。
  
  一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及清王朝的惨败,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从而使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峻的民族危机。就在这时,蒋百里开始阅读报刊,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从报纸上“闻中日之战,刺激甚深,其一生国防思想及弃文学武之动机肇于是”[1]。从此,他开始萌发救国救民的志向。诚如其言:“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识,我学会了看报”,“从此,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就时常挂在嘴边。”[2]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居于浙江海宁县的一个偏僻村庄的蒋百里也已朦胧地感受到它的冲击。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促使蒋百里更加关心国事,“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经济、军事科学以及有关中国自强的问题”[3]。
  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学习军事。他在日本留学达6年之久,可谓对日本蓄意侵略中国的图谋知之甚深。在日留学期间,蒋百里通过观察、分析,将当时对中国东北威胁最大的国家日本、俄国列为中国国防战略的首要目标。归国后,蒋百里谢绝浙江巡抚请其留在家乡编练新军的邀请,只身远赴东三省,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府,负责编练新军,努力构筑东北国防,使之成为我国第一线国防基地。后因旧军将领张勋、张作霖等的阻挠,一事无成。不久他又赴德国学习军事,3年后仍到东北就职,任东三省总参议,仍负责训练新军。蒋百里之所以再次到东北工作,是因为在他看来,东北3省在地理上与日、俄两国相邻,这两国又是对我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时刻准备吞并我国。在此,他可以实践其国防建设思想,把东北作为抵御日、俄的第一线。
  1912年民国建立后,随着日本在中国实力的急剧扩张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日本就将成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也是蒋所指的主要“假想敌”。在此情况下,蒋百里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防日、抗日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在辛亥革命前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行动中,民国建立之后,此种思想开始出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比如《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1920年)、《裁兵与国防》(1922年)、《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1938年)等。尤其是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至1938年蒋百里逝世的这一年多,他抗日思想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1919年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强烈要求,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日本大有独霸中国之势。有鉴于此,1920年蒋百里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明确告诫国民“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4]130。即日本是当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
  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但当时国内的人对日本国情几乎不了解,即使是现役军人对其所知也寥寥无几。在痛感国民缺乏对敌国的研究的残酷现实下,蒋百里撰文号召国人应保持高度警惕,注意研究敌国情况,并认为对它研究愈精密,则我国关于国防建设的准备就愈周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备无患。蒋百里不仅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假想敌国,而且还准确地预测到日本必将发动侵华战争。1923年,他在津浦线的列车上告诉同行的龚浩:“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5]55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不但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将会深入内地,我们的半壁河山将沦陷;中日之战将会在“三阳”线展开最后的决战。虽然抗战后期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致使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日军最后席卷湘桂而直趋贵州,但毕竟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这丝毫无损蒋百里的远见卓识。
  
  二
  
  蒋百里在认定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对国家后,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将持久战战略作为我国对日最高战略思想。
  中国是个地广而弱的国家,日本地狭但是强国,这就是中日两国最大的国情。基于这一分析,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就明确提出,一旦中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4]130也就是说,未来的对日作战中,我军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应是以守为攻,在兵力部署上坚持纵深防御,不要采用一线制;分散敌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持久消耗敌人。由此可见,他不仅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的抗日战争必将是场持久战,而且还指出我国应采取持久消耗的这一正确方针。
  1934年,蒋百里访日,通过与士官时期的老同学小矶国昭、荒木贞夫等的接触,不仅意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而且战争的爆发也为时不远了。所以,归国后,他立即制订了一整套钢铁煤油路矿计划,并详尽地阐述了“三阳线”决战论的思想。主张国防线划分应按照“三阳线”为准。此线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他认为从湖南的地理位置看,该省处于中国的内陆心脏地区,物产丰富,“粮食产量又不啻中国的乌克兰”[6]237。由于一旦战争爆发,沿海一带将首当其冲,因此,我国工业布局应着眼于山岳地带。为便利防空及坚守险要,“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地区,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5]95。就民风而言,湖南民俗强悍,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湘军的兴盛,中国更有“无湘不成军”之说。蒋百里对此深以为是,称“这里人力和兵源都是中国的普鲁士”,“宜于对敌进行长期的消耗战”,是坚持“长期作战最好的根据地”,“战争的结局,三湘七泽将是敌军的莫斯科”[6]237。他预计中日开战之后,长江流域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国家应该未雨绸缪,建立三个石油储备库,分别置于庐山、衡山和湘川边境的武夷山脉三处。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芷江、洪江一带,因这里森林茂密、矿藏丰富,又有沅江贯流,是天然易守难攻、国防安全的险阻要地。基于这一分析,蒋百里对到湖南考察特感兴趣,尤其是“对湖南矿产颇感兴趣,几次跟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谈及”[5]95。丁文江遂1934—1935年间多次到湖南各地勘察各种矿产资源的储量及分布等。蒋百里提出的这整套国防中心区建设的思想,是与其对日持久战战略思想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建立稳固的大后方,我国才有可能坚持持久消耗战略,粉碎日本的速战速决计划。
  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也对当时的蒋介石有着重要影响,并被其采纳,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中心思想。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7]1935年他又采纳了蒋百里的“三阳”决战思想,赞成蒋百里的关于国防中心区建设的看法,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略。
  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开始后,我抗日军民虽浴血奋战,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和工业中心仍沦入敌手。国内一部分对抗战悲观失望的人开始散布抗战必亡的投降主义观点,如后来成为汪伪政权骨干的周佛海当时就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看法是对的”,并称“为甚么战必大败?只要是稍有常识,……稍为理性,而不纯粹感情用事的人,没有不明白的”[8]。这些消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的抗战意志。被称为“民族先觉”的蒋百里用其渊博的军事知识在批驳那些投降主义观点外,又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应进一步坚持持久消耗战略。他认为:在抗战中“应以整个全体的局势着眼”,无须太关注一城一地之得失,“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9]252。因此,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人民“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垮而后已”[5]184。蒋百里所谓的“拖”就是对日持久消耗。他的这一主张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拖垮敌人的持久抗战思想,诚如德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大师克劳塞维茨所言:“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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