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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
  [摘要]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它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主要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动力量,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关键词]泰伯;民间信仰;儒家化
  
  一、引言
  
  在宋元以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化”和“儒家化”两个概念。“国家化”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地方上有功于民的神灵纳入祀典,并令全国各府州县立庙遣官致祭的现象。神灵国家化的典型是城隍。这一现象始于宋代,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间信仰日益多元化,为加强社会控制,朝廷通过对神灵“赐额”、“赐号”的政策,将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以规范民间诸神。可以说,“国家化”是宋代朝廷应对民间信仰多元化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儒家化”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神灵儒家化的典型是关羽。“儒家化”始于何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对它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学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加深对明清社会特点的认识。有些学者虽不从事民间信仰研究,也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得出了儒家化或儒生化的结论,如梁其姿通过对明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在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出现了一种儒生化的趋势。正因如此,这一问题颇有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备受关注。
  当前对民间信仰的儒家化研究可概括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儒家化过程中的突出事件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展现事件中的矛盾冲突,分析在儒家化过程中,朝廷、地方精英、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以某一神灵的儒家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神灵形象在不同时期变迁情况的考辨,探讨儒家化过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研究思路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化到底开始于何时,根源何在,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推动了儒家化。要对上述问题有所结论,仅有关羽信仰等少数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试图以江南的泰伯信仰为研究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论述。
  
  二、泰伯信仰的形成与儒家化
  
  泰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父季历的长兄,其事迹详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和仲雍既是吴国的创建者,也是吴文化的创始人,对他的祭祀与崇拜,在巫觋之风盛行的吴地源远流长。明清时期的泰伯信仰主要集中在苏州府和常州府的无锡县,在常州府的其他地区,对吴人先祖的崇拜则主要表现为对泰伯之弟仲雍和仲雍后代季札的祭祀。苏州府泰伯庙有二:一处在吴县闾门内,吴越时由阊门外移至阊门内;一处在元和县唯亭镇。常州府泰伯庙有三,皆在无锡县境内:一处位于无锡惠山,一处位于城内娄巷,一处位于无锡县梅里乡。
  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苏州至德庙在吴县阊门外,汉永兴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阊门外雁宕屯南”,庙的建立可界定为泰伯信仰形成的标志。当时,泰伯的后世仍然可考,史料中详细记载了朝廷赏赐泰伯第四十一世孙吴如胜的具体情况,由此可以推测,此时泰伯信仰应是吴地的一种较原始的先祖崇拜。
  唐垂拱二年(686),宰相狄仁杰禁毁江南淫祠1700多处,仅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员”四祠,这样,江南的泰伯信仰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进一步延伸、拓展。值得注意的是,泰伯未被列入淫祠之列,并不是出于泰伯本人高尚的谦让之德。因为终唐之世,朝廷始终未确立儒家道德为主流道德,而且唐人小说中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也与后世儒家所推崇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泰伯神相去甚远。在唐人李玫的《纂异记》(《太平广记》卷2806刘景复》条引《纂异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泰伯信仰的记载:
  吴太伯祠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时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棒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
  李玫笔下作为神的泰伯,其形象与历史上的泰伯相去甚远,这种区别唐人陆长源早已有过关注。《辨疑志》(陶宗仪《说郛》卷23下《泰伯》引《辨疑志》)云:
  吴阊门外有泰伯庙,往来舟船求赛者常溢,泰伯庙东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泰伯长子)里人祭时,巫祝云:“若得福请为泰伯买牛造华盖。”
  陆对此现象颇为不解,又云:
  其如泰伯轻天下以让之,而适于勾昊,岂有顾一牛一盖而为人致福哉!又按《泰伯传》,泰伯无嗣,立弟仲雍,泰伯三郎,不知出何邪?(卷23下)
  通过李玫和陆长源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与明清时期神通广大的五通神极其相似,他喜好善马、彩舆、女子,完全不符合后世儒家对圣贤的界定。至于泰伯之子三郎的记载,与泰伯“无子,立弟仲雍”的生平就更不符合了。
  这样看来,狄仁杰保存江南的泰伯信仰并不是基于泰伯本人的道德品行,而是考虑到泰伯信仰中的先祖崇拜因素。这也是泰伯与夏禹、季札、伍员三位得以保留的地方祠神区别于其他淫祠的共同之处。大禹治水疏通江南河道,季札是仲雍的后代也是吴人的先祖,伍员修筑阖间城为吴国的霸业鞠躬尽瘁,他们都在江南开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凡“有功于民者皆祀之”,狄仁杰对泰伯信仰的保护符合这一原则。
  北宋元裙年间(1086—1093),朝廷赐额泰伯庙“至德”,此举可看作是泰伯信仰国家化的开始,在未被赐额之前,泰伯信仰终究是民间的非正式的,尽管它未被列入民间淫祠,但它也不具备官方正祀的资格。在泰伯信仰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后,泰伯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隆兴二岁(1164),天作淫雨,害于稼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沈度,时任平江知府)饬躬斋跋走祠下而祈焉,神顾飨之即应。是岁麦以有秋,府从事请具蔬礼以谢。公曰:“不敢废也,然何足以报万分之一。”(曾几:《重修至德庙记》,道光《梅里志》卷四)
  通过这一段南宋时期泰伯祭祀的记载,不难发现,此时泰伯神的形象较之唐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需要花费较多的牢礼,也不需要善马、彩舆和女子,他为百姓谋福利,需要的只是简单的素食果蔬而已,这与后世所界定的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儒家先贤形象开始接近。但这一时期的泰伯信仰并不具有德化教育的功能,因此尚不能说此时的泰伯信仰已经儒家化了。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日趋明显,泰伯作为仁让之君的圣贤形象在民间日益鲜明,应是在明朝建立后。明宣德五年(1430),苏州知府况钟鉴于当时诉讼之风不止,刑事案件急增,乃重修泰伯庙,庙成之日,应天巡抚周忱告诫百姓:
  方泰伯之奔吴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遂端委以临其民,是欲辞富贵而富贵随之。及其后世,夫差狃于必胜,穷兵黩武,破越困齐,欲霸中土,卒之国亡身戮,妻子为虏,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尔民欲为泰伯之让乎,欲效夫差之争乎?一则庙食万世,一则贻讥千载,其得与失必有能辨之者。(周忱:《重修泰伯庙记》,道光《梅里志》卷4)
  周忱此言,将泰伯的谦让与夫差的贪婪相对比,把两者迥然不同的后世评价相对比,是为了突出泰伯的谦让之德,以让德教化百姓。“让”是温、良、恭、俭、让五德中的最高层次,此处周忱对泰伯“让”德的推崇较之宋人沈度对泰伯“俭”德的推崇,更符合孔子对泰伯“至德也,三让天下”的评价。可以说,泰伯信仰的儒家化在明中期已经开始了。
  明中后期泰伯作为儒家圣贤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万历四十八年(1620),泰伯庙内新修关帝庙,将泰伯与关羽并祀,将泰伯之“让”与关羽之“忠”并举,这是泰伯信仰进一步儒家化的体现。天启三年(1623),高攀龙等人组织重修泰伯墓,高在《泰伯墓碑阴记》一文中说:
  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圣人,以父子兄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乃不免箪食豆羹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若是者,尚可称锡之士,而过梅里之墟、皇山之麓乎?人人思而耻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锡之文明甲于天下矣!(卷4)
  文中高攀龙推崇泰伯为文明之祖,强调人人若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则无锡可成为甲于天下的文明之邦,这是明末泰伯信仰儒家化的又一例证。
  清代对泰伯的儒家化改造,在延续明代政策的同时,借助了皇权的支持。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在江南一带大规模禁毁五通淫祠推崇泰伯信仰,进而推行江南一带社会风俗的改革,他改革的坚强后盾正是康熙帝本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南巡至苏州,御书“至德无名”四字于苏州泰伯庙中,以示对泰伯的敬仰和推崇,帝王将孔子对泰伯的评价御书于庙中,此举可看作是泰伯儒家化改造的高潮。
  综上所述,对泰伯儒家化的改造起于明盛于清,其规模和影响虽不如关帝信仰广泛,但儒家化的进程从未停,且在不断深化中。儒家化作为神灵变迁过程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儒家化的推动力量
  
  泰伯信仰儒家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他们共同推动儒家化,是基于共同的目的,即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改革社会风气。
  明朝建立后,儒家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理学主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严格遵守名分等级。谦让之德是维护纲常礼教,化解社会矛盾的道德基础,尤其是在明中后期世风日下、争讼之风不止的社会环境中,谦让之风更应提倡。泰伯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谦让之君,其谦让之德若能借助于泰伯信仰在民间大力宣传,这无疑有助于儒家道德主张在民间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前述周忱在重修泰伯庙时对百姓的告诫,突出地反映了他以泰伯信仰推动地方德化教育的目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抚汤斌毁五通立泰伯,也是基于德化教育的目的,汤斌是著名的理学家,他推崇泰伯,正是希望以泰伯的俭、让之德教化百姓,遏止江南不良的淫奢之风。清初的江南无疑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财富的增加滋长了社会的争讼之风、奢侈之风,当地盛行的五通神信仰又进一步助长了奢侈消费、相互攀比的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通过影响广泛且又符合儒家道德的民间信仰来教化百姓,这是地方官府所能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无锡地方而言,民风最纯朴的地区,也正是泰伯信仰最兴盛的梅里乡和泰伯乡,无锡方志关于各乡民风有这样的评论,“泰伯、垂庆、延祥、梅里四乡民俗颇厚,景云乡之俗最杂,新安、开化二乡民最轻佻”(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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