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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

  摘要:日本在1917年2月前一直坚决反对中国参战;1917年2月起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1917年5月起态度有所反复,一度对中国参战持消极态度;1917年7月以后则再次积极支持中国参战。日本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在不断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态度对日本更为有利。日本对中国参战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推动了参战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参战的进程。中国参战对日本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也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为日本进一步对华扩张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日本对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的侵占。

  关键词:北京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日本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14年8月,北京政府曾提出参战计划,但未能实行。1915年11月,英、法、俄等国提出中国参战的建议,仍没有实行。1917年2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同月,北京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3月,与德国绝交。此后,各方人士就参战问题展开争论,总理段祺瑞等人极力主张参战,总统黎元洪等人则坚决反对参战。5月,在国会开会讨论参战案时,段祺瑞的亲信雇人组成“公民团”包围国会,对国会施加压力。因此国会不但没有通过参战案,反而为此抨击段祺瑞内阁,社会舆论也纷纷指责段祺瑞内阁,内阁陷入危机。黎元洪乘此机会下令免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支持段祺瑞的各省军阀于是为向黎元洪施加压力而宣布独立,张勋则乘机解散国会并拥戴溥仪复辟。段祺瑞组织军队打败张勋,并重新担任总理,掌握大权。由于参战的最大障碍国会已经被解散,参战成为容易实现的事情。在段祺瑞主持下,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正式对德宣战。
  在此过程中,日本的态度对中国参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参战对日本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分析中国参战与日本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段历史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无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有的几篇关于中国参战的论文分别探讨了参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政府参战思想的演变、某一历史人物与参战的关系、中国参战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涉及参战与日本的关系这一课题。另外,现有的一些中日关系史的论著曾谈到一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但只是简略地概述,对参战与日本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对中国参战与日本的关系作一分析。
  
  一、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
  
  在中国参战的过程中,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4年8月北京政府首次提出参战计划,到1917年2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日本在这一阶段坚决反对并极力阻挠中国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并以对德国作战为由,派军队夺取了原为德国占有的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就预计到日本可能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并为避免这一结果而提出中国参加对德国作战的计划。总统袁世凯向各协约国提出,中国愿意参战,并可以派五万军队与日本共同进攻胶州湾。北京政府企图以此加入协约国,从而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日本为了达到占据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的目的,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并向中国发出警告,要求中国继续恪守中立,不要参战。由于担心得罪日本,北京政府没有继续推行这一计划。
  随着战争的进行,英、法、俄等国越来越希望中国参战,从而为它们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于是在1915年11月向中国提出参战的建议。日本对此坚决反对。当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拜访日本外相石井,要求日本与他们联合行动,一起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时,石井明确拒绝了三国的建议。同时,日本向袁世凯表示,中国既然已经宣布中立,自然就没有对德国绝交和宣战的必要,日本还向英、俄、法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在日本的反对下,各协约国及中国都没有坚持推行中国参战的计划。
  第二阶段从1917年2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到1917年5月段祺瑞内阁因“公民团”事件陷入危机。在这一阶段,日本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但同意中国参战,而且坚决支持并极力动员中国参战: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在许多场合都曾表明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2月初,日本公使林权助对中方表示,“颇希望中国与联合国一致”。2月7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询问日本对美国建议的意见时,日方称“照现在情形,美既劝告,自以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当北京政府提出希望中国参战后能够获得增加关税和延缓支付庚子赔款的回报时,日本立即表示赞成。2月到5月间,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在各种场合多次声称,日本真诚地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并早日进一步参战。
  在此期间,日本还展开了动员中国绝交和参战的活动。受寺内首相的派遣,寺内的亲信西原龟三亲自前往中国动员中国参战。日本还邀请其他协约国与日本共同动员中国参战。2月17日,本野对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并提出请担任总统府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里循动员中国与德国绝交的想法。3月1日,本野向英、法、俄驻日大使建议,为促使中国参战,应对中国政府施加一些压力,同时向中国承诺在对德行动中援助中国,并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和缓付庚子赔款。
  第三阶段从1917年5月段祺瑞内阁陷入危机,到1917年7月段祺瑞重新担任总理并掌握大权。在这一阶段,日本态度有所反复,对中国参战表现出比较消极的态度。当英国向日本提出,协约国应发表声明,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和缓付庚子赔款时,日本以委婉的口气进行敷衍,实际是拒绝了这一建议。几天之后英国再次向日本提出这一建议时,日本甚至直接予以否定。可见,日本在这一阶段对中国参战暂时采取了观望态度,而不是积极地支持参战。
  第四阶段从1917年7月段祺瑞重新担任总理并掌握大权到1917年8月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在这_一阶段,日本又一次改变态度。7月17日,本野表示“其第一希望,为(中国)速行对德宣战,并与奥(地利)绝”。7月20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7月27日,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同意将中国的关税提高40%或50%!并同意庚子赔款无利息延长5年。可见,日本在此期间重新恢复了对中国参战坚决支持的态度,并采取了切实行动来动员中国参战。
  
  二、日本态度变化的原因
  
  在中国参战过程中,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几度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在不断变化。在不同形势下采取不同态度,有利于日本巩固和扩大在华权益,符合日本的利益。
  1917年2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以前,日本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参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参战不利于日本争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战争之外,日本才能以对德作战为由顺利地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如果中国参战,战后就会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平会议,有资格与日本争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从而增加日本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难度。因此,日本不希望中国参战并在战后参加和会。1914年11月中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的谈话就表现出这一想法:“至于和平会议,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之资格。”当时的日本当局和报纸也都宣传说中国没有参加大会的资格。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亲近英美而排斥日本。袁世凯对日本比较反感,所以他领导下的北京政府倾向于走英美路线,不愿听从日本的摆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参战,参战以后北京政府不会谋求日本的经济援助,在与参战有关的各项事务上也不会听从日本的意见。这样日本就不能借中国参战之机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反而会有利于英美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
  1917年2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以后,日本的态度发生变化,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时日本已经不再担心中国参战会对妨碍日本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1917年2月,日本与各协约国进行交涉,要求各国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占据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由于英、法等协约国迫切需要日本的军事援助以对付德国,因而它们完全答应了日本的这一要求。1917年2月到3月,日本先后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协议,四国均承诺在战后支持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1917年2月初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时,日本尚未与四国正式达成协议,但已经在交涉中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已经在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问题上得到了四大国的保证。所以,美国提出建议之后,日本立即表现出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
  第二,到1917年初的时候,由于大战形势的发展,中国参战对协约国来说已经十分必要,中国参战的趋势已经不易阻挡,日本已经很难再阻止中国参战。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如果日本仍然坚持反对态度,那么不但不能阻止中国参战,反而会使中国在美国的动员下参战,使美国在推动中国参战方面起主导作用。这样一来,中国参战以后,美国对华影响及在华权益将会大大增强,而日本对华影响及在华权益必然会因此削弱。寺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曾这样评论当时的形势:“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既然中国的参战已经不可避免,对日本来说,只有改变反对态度,转而积极地支持中国参战,力争在中国参战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才能有力地抵制美国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更好地维护并扩大日本的在华势力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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