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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与国民人格

  [摘要]清末民初,革命派中的刘师培与陈独秀围绕革命与建设,鞭挞清而不和、和而不清、人格堕落等畸形人格,痛斥民国廉耻道丧,正义消亡。欲塑造革命理想人格,刘主张以中矫偏,使人人具个人之资格,积极人世但不媚世、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并献身国家。而在新型国民人格中,陈提倡在理论上清算三纲之说与忠孝节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有独立自治之精神品格,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做到公与私统一;在方法上欲藉政党、修身、教育和示范等以达到预设之目的。

  [关键词]革命派;清末民初;刘师培;陈独秀;革命人格;国民人格
  
  近代理想人格乃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及革命派人格思想,除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蔡元培、宋教仁、雷铁崖等人的人格观外,尤需解读以“光汉”自称的刘师培和以“三爱”闻世的陈独秀的相关思想。清末民初,他们二人不仅在政治上关系密切,而且均为重塑近代理想人格的提倡者与实践者。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个案研究甚多,而视二者人格思想为整体综合研究之文尚付阙如。事实上,他们立足于当时中国实际,从救国角度阐述了颇具一定理论深度和体系的近代人格思想,并将之诉诸实践,努力促进中国传统人格的近代化。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谓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师培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在其所著《伦理教科书》中多次论及人格,称之为人所具个人之资格。而陈也反复强调: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人人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视恢复独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实现个人独立平等人格为己任。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理想人格实为他们的崇高价值追求。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建设的消极影响,为塑造新型国民,促进中国近代化,他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学理清算。
  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现为“清而不和”与“和而不清”,认为此类低下人格与革命精神相距甚远。在他看来,欲激发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客观上需要对它们予以深刻批判。在其思想里,“清”与“和”乃对应之辞。前者指品性高洁,昧于合群之理;后者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义。这里的“和”与《中庸》之“和”有别。《中庸》之“和”强调的是处事恰到好处,而刘氏之“和”则为无原则是非。他进而剖析道:“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视己身价值过高而与现实社会隔膜甚深。他们绝欲遗世,忍情性绝,奢欲以自异为高,绝伦弃类,不复以天下为心,为山林枯槁之流。在中国处于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之际,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兴衰于不顾之徒几无人格可言。刘痛斥道:“此辈虽克己励行,与世奚补?对社会不尽义务安得合人格乎?”其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们视己之价值过卑,处世缺乏人格独立,多流入卑污。社会中如此之人甚多。他说,“孟子谓无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观之,无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这些人和光同尘,不知节义为何物,寡廉鲜耻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则为鄙夫,处则为乡愿。所谓“乡愿”,即孔子所诟骂的败坏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阉然媚于世者。很显然,刘所持立场与孔孟如出一辙,但衡量标准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价值观。二者虽形似但质异,难以等量齐观。
  类似批判之论在陈独秀思想中亦不乏体现,并有所拓展。他指出:社会人格之堕落实“为国亡种灭之根源”。现实中国之危迫于独夫与强敌实源自民族公德私德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在他看来,凡一国之兴亡无不随国民性质之好歹转移。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性上印象十分浅薄。甚至说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日常所争只为生死,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不争荣辱,灭国为奴甘心受之,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对如此知有家不知有国、只保身家不问国事、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之陋习,陈痛斥道:“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如此卑劣无耻根性的主要社会表现是“雅人名士”逃避现实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对逃避现实之现象,陈独秀指出: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由于充塞社会之空气陈腐朽败,求一些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在他看来,如此退隐实言行与传统虚无思想有关。他说:“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它是中国多年的病根。陈称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实际上是对退隐逃避陋习的否定,与刘师培斥“清而不和”之论颇为相似。至于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者,陈认为如此之徒更多。在他看来,堕落者多为愚昧无知、曲学下流,合污远祸,毁节求荣等性格卑劣之人,他们所持思想是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具体表现在社会上群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在道德上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即使是有硕德名流之誉的贤人君子亦乏抵抗力,言行消极、脆弱、退葸、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由于许多人视做官发财为人生之目的,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与社会恶习相沿而日深,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真可谓“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而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之职位,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如此不以为耻,曲学阿世之举表明他们的道德人格卑劣。所以,陈独秀情不自禁地质问道: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诈伪圆滑,人格何存?由是可知,中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脆易圆滑之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
  总之,刘师培与陈独秀对封建腐朽人格及其影响的批判呈不断加深之势。其言论虽不乏过激偏颇之处,但蕴涵其中的深沉民族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他们致力于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想,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凸显了人们追求美好理想的真诚愿望。
  
  二
  
  刘师培与陈独秀在深入批判之际,努力融合中西思想之精华,阐释了颇具一定理论深度和体系的近代人格思想。就刘而言,其革命理想人格主要体现为“人人具个人之资格”,体现了浓厚的近代人权思想意识。而此一人格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中矫偏”改造现存两类畸形人格而来。他说:“今欲人人具个人之资格,必折衷清和之间”。在他看来,“清而不和”之人虽“流于隘”,却能坚守道德,颇具独立精神;而“和而不清”之辈尽管“流入不恭”,视修养为儿戏,但其积极人世实属可贵。因此,取二者之所长,摈弃其所短,糅合西方近代人格合理内核,可使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具有“清而不流于绝物,和而不流于媚世”的品格和“刚柔”之德。具体而言有三:积极人世,人格独立;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家族为轻,国家为重。
  首先,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同时坚持人格独立。刘师培痛斥避世之人“趋利避害”之举,呼吁人们无所顾忌地投身于革命,敢于实行破坏。他说: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具体到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椿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他急切呼唤人们行如激烈派之人,去从事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认为那种离尘绝世之人,只会把中国弄得灭亡。只要人民都快快地出来办事,不要有迟疑,中国的事情就可一天一天好起来。
  刘师培虽主张积极人世,但也反对媚世。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侮曼人者即侮曼天也。其著作《中国民约精义》旨在“证以卢说”,深具崇尚人格独立之义。其所提倡的破坏论实乃破流俗之束缚,追求人格独立的明确宣示。这主要包括独立、自由与平等。所谓“独立”即“中立而不倚”。它是人获得近代自由、平等的先决条件。从国家、民族大局来看,它又为自强之要件。其要求广大民众“由自立以求自强”表露出浓郁的爱国之情,因为晚清之际中国贫弱虽有诸多原因,但人无独立性当属其重要一端。他指斥世人无立身守道之心,外托道德之名,内藏贪污之色,色厉内荏,言与行违,事事必饰圣贤之迹,以风度自矜。如此恶习理当涤除净尽。他猛烈批判“三纲之说”体现了此一价值追求。在他看来,“三纲之说”源于汉代,为先秦所无。但经后儒诠释和统治者藉政治之力推广,影响至为深远。就人格论,它完全否定了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独立人格,严重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刘之抨击旨在拨乱反正,塑造近代独立人格。他要求人们既不避世亦不媚世,行如刚德之人,不顾流俗之是非,亦不惑于当前之利害,积极人世,以独立精神奋发有为,献身革命,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虽忤世绝俗而不辞”。
  其次,斥退让之说,讲求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刘师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以退让为美德。其实,此德弊端甚多。它虽与老子贵柔贱刚之说有关,但更多的是广大民众为名教所囿、为礼法所拘的结果。它使人们忍让退缩、麻木自卑、胆小怕事,中华民族在晚清的厄运与此有莫大关系。他说:自退之心生,非惟于己身不求进益,即他人侵犯己身之自由亦将含垢忍辱,匪惟不拒他人之侵犯,且放弃一己之自由,以此为包容,以此为能忍,且以贤人长者自居,不知放弃权利与辱身同。故退让之人即卑污之人。他大声疾呼:今欲人人具有人格,非斥退让之说,何以禁世人之放弃权利哉?
  为达到上述目的,刘师培认为:惟有讲求自强不息,崇尚尚武精神。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已包含刚健自强的思想资源,如《易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他看来,所谓君子并非对少数人而言,而是通乎上下而言,不独君卿大夫在其中,即士庶人亦在其中。在革命中,人人应做君子,怀抱济世救民之志,发奋为雄。同时,还需讲求“尚武”精神。他认为:整军经武,实为先王立国之本。而中国自三代以来不以尚武为立国之本,至宋儒以降,并以勇德为讳言,而使武之精神愈消磨于不觉。其实,古代以勇为达德,与智仁同。强调崇尚勇德。在现实中国,国难当头,若非使人人尽返其服兵之责,将何以挽积弱之风?这里,刘将自强不息与尚武精神结合起来,呼唤人们积极进取,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挑战。
  再次,家族为轻,国家为重。刘师培崇尚整体利益,强调为社会、国家、民族尽忠。向往西方近代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格思想虽为其价值追求,但客观现实需要人们自觉牺牲个人私利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为此,他借用顾炎武之言强调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饱含着他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时代感与使命感。他说:报国家之途万,要须各尽其一分子之职分,殚精竭力,死而后已。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跃然纸上。前已述及的反“三纲之说”,其主旨之一在于构建新型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即将原来对父母尽孝之伦理移于社会、国家客体上。他说:“对于社会、国家尽伦理,亦为孝亲之一端也。”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伦理是人人皆以社会为重,己身为轻,社会之事皆己身之事。甚至必要时,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己之生命而为社会图公益。在国家伦理上,他认为应视国家利益等同于小家利益,在难以兼顾二者时,舍小家顾大家。他说:以国家较家族,则家族为轻国家为重,此论与传统的杀身成仁、勇于牺牲、爱国爱民的精神相一致,蕴含着刘师培为了近代国家、民族公利而不惜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愿望。
  欲实现上述目标,刘师培赋予传统朋党、修身等以近代义。政党乃近代国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代人格的形成虽离不开传统家族改良(详另文),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中国近代政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在于中国无完全社会之故,即无党无会,因为中国数千年来以党为大戒,致民风日趋于弱。比较而言,泰西各国无事不有会,无人不植党。如此民众方可以相助相保。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各国均以党而兴。欲兴中国,则不得讳言朋党。而中国近代人格重构亦应作如是观。他说: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会始。欲成立完全社会,贵于有党也。只要民各有党,社会之伦理可以实行矣。公德意识淡薄是封建畸形人格症结之所在,而由传统家族社会向近代公民社会转变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近代演化的必然趋势。如此方法势必有助于深化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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