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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

当代人文知识发展的困境在于学术整合不易,学科职业各行其事,各自安于一偏之理,不仅不热心学际交流,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今日世界学术交流大多仍按传统学科划分进行。所谓跨学科对话也往往只是在某新学科领域进行定式运作,以期维持学术产品之有效生产。在此局势下,符号学作为世界上唯一最广泛的多学科聚会之领域,其战略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多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的任务也仅限于筹办全球和地区大会,不过是同时汇聚不同学科讨论于一地,学际间的对话规模和方式仍然有限。国际符号学学会能否进一步发挥其组织跨学科对话的功能,成为我本人自去夏成为委员会成员后的关切所在。一年来我也曾多次提出“不合时宜”的建言,虽乏成效,却也积累了相应的经验。符号学学会机构的功能和方向为一事,学会成员个人的素质为另一事。在具体学术水准和机构发展潜力之间永远存在落差,不可简单地以前者衡量后者。各个学术领域中道情况均如是,为此不必过责于符号学。此外,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前途和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我的关切所在。而对于这一方面,国际符号学同行知之甚微。我们了解“两方面”,他们只了解“一方面”,彼此沟通本来就存在着技术性困难。鉴于人文科学革新之意义重大,我遂不顾现实障碍,言所当言,以期有助呈现学术局势的真相。

本文拟稿于三个月前,当时甚至考虑在赴芬前提前发表,以预先传布个人思绪之实态和困境之所在。因为当时对芬兰会议的条件和可能均已了然,临场经验不会使我在此文中的观点有所改变。但后来决定还是等回来补充修改后再发, 以便更能使论旨确 切。在向国际学者依例宣读了论文之后,却对与国内学者之对谈部分,产生了主题“失焦”之感,以至于迟迟未曾将此原拟中文部分定稿发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犹豫”?在诸多原因中主要的是,和西方学术的对话只是立场的宣表,对于效果,可以免虑。因为任何批评性言论在西方学术界都是不大可能产生什么效果的,外国学界明星尚且如此,何况 我辈。与中国学术界的对话,心理的预期值不同 。尽管在现实条件 下,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但可合理地遥想一种未来可能的效果。一个处于巨大转型期的社会,不仅包含着“商机”,也应包含着“学机”。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好文者众,几千年人文传统一旦与世界思想汇流,其化合物之效果,决不限于中土,甚至可广被全球。有此潜在的预期值在,难怪会往往落笔踟躇,不知该把“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今日之事,从根本上说,并非学理认知之不明,而是利益分配之艰难。不过,学术行为之利益动机和目的,却与学术方法形成之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学术方式之形成当然源于客观社会性背景,此即潮流是也。学者在潮流下迅速形成个人学术方式选择,而此方式之选择又迅速与利益动机相结合,而使此方式选择固执力益形强化。学以致利,已成天下之通势。西人视此为常态,何须你来“唱高调”!我的固执态度却也基于一种实用考虑:功利主义学术观必将妨碍学术之提升。即欲对西方同行论证:按今日市场化现实“游戏规则”行事,大家共同参与的符号学活动将难获实质进展。按照西人可行即是成功的逻辑,我言当然复归无效。于是还得促使其思维先上升至伦理学层次,反省其目标和动机,乃至于方向,然后再将此伦理学结论联系于符号学运动的成效。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此“论证”过程本身必可显示学术机制及局势的实态。我们无法改变学术现实,但我们可以提供关于此现实的正确认知。现在我把这一个时期的片段思绪陈列于此,以供中国读者参阅。(2005年9月下旬定稿)
                            *****************************************

本文分两部分:(A) 相关英文论文的目录;(B)正文:符号学全球化 和中国人文 学术。其实B 部分独立成篇,A部分所指引的英文论文,反可视作相关“参考”。

(A) 本人芬兰会议论文简介

论文题辞

“符号学对象域的战略性转移: 从客观世界到学术话语”

* 英文原文参见本人网站“www.youzhengli.com”中"basic points" 栏目, 并将 载于会议论文集。
* 英文论文 题目:“符号学全球化中认识论的扩展:从自然/文 化记号本位到 人 文科学话语语义制度本位”(2005,6,14,Imatra, Finland)

* 英文 论文分节:

1。符号学全球化的三个维面:地域,文化,学术
2。符号学的理论身份和符号学作为多元比较研究方法论
3。西方根源:现代欧美经验和符号学全球化的宏远目标
4。中国潜力:中国与西方的创造性结合
5。符号学作为对全球化人文科学中认识论-方法论结构研究类别的标称
6。符号学对象域的扩展:人文学术话语的语义制度分析
7。符号学全球化实行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1) 网路交流
    2) 民族语言和公共英语
    3) 双重身份:学者和组织者
    4) 方向革新和伦理态度 

(B) 符号学全球化和中国人文学术

小节目录

1。论文写作的学术背景
2。论文写作的实际背景
3。与国际符号学界观点的异同
4。研究策略的变更:从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
5。仁学伦理学态度和符号学方向的选择

1。论文写作的学术背景

现代人文科学的目标是促进有关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正确因果研究和有效评价研究,但是由于各种非科学性因素的干扰,此一目标的追求一直受到社会文化习俗和人文科学职业化制度的全面限制。广义符号学的目的之一正在于协助克服此类限制,以有效促进人文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理性提升。其步骤首先在于通过网路学术民主机制来摆脱各种不当传统学术权威话语范式及其相应学术制度限制。学术权威机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自利驱动学者和功利主义环境间协同互动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垄断学术资源和在历史和现代两个层面上形成学术权威话语范式的营造机制。符号学作为一种“多元视点变焦镜”,首先要对全球现存人文学术权势分划版图之认知学进行“重划”,以正确把握学术世界的真实结构(学术本身结构,与其相联系的社会力势结构,以及媒体世界对前二者进行反映的舆论结构此三者之间的共存互动关系)。

为此目的,方法论和伦理学必须齐头并进,以从动机和技术两方面来关注此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运动。人类生存由三大片组成:政治,技术和信仰。后者与人文学术关系最为密切。此三大片各有不同的 肌理和进程,虽互通而各自均维持着不 同的逻辑构 造,不可相互简单还原。有关人类问题的思考不当,主要源于对此三大片间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人文学术是人类知识系统中最为混乱却又最为重要者,然而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个地区普遍的忽视。盲目信仰和功利操作乃其固疾。百年来科学知识的进步为人文科学的重建带来一线曙光。符号学虽然是此学术转变过程中影响尚未显著的细弱分支,却在理论观念上和理想实践上占据着十分关键的位置。人文学者的尴尬命运是,理念和现实各行其是。所言种种当属理念,并非可以立即付诸实行。而可付诸实行并产生影响者,又往往去理念甚远。学者的本分遂仅能在于言所当言而已。本人此次作为亚洲区唯一特约演讲人赴会,与背景、立场、动机不同之欧美专家交流观点,非为求其实行之成效,而为求其表达之成效。“有效的表达”不是指所表达者必因此可受到关注,而是指所表达者可有效地被“记录”,以使其可“有效地”期待其历史后续效果。此亦属仁者“尽其在我”之意。符号学者应努力在学术上介入世界前沿学术论述情境;也就是努力获得足以对世界主流理论之论述“有效地”提出独立观点的机会。关键在于:国际学人均以专业训练为长,但亦因此往往受制于其专业训练;理论符号学的“专业”则是“学科间关系学”。符号学非专业知识的创生者,却是各类专业知识的有效读解者和创造性的利用者。在此人类知识由分而合的时代大转化过程中,符号学当以参与学际理论关系之协调为己任。当仁不让,此之谓也。

2。论文写作的实际背景

在2005年6月中旬芬兰伊马特拉召开的芬兰国际符号学研究会(ISI) 和IASS委员会联 合举办的研讨会“符号学全球化”上,我的论文主题是:论全球化时代符号学的新方向,也就是符号学身份的认识论转变:从一般记号研究向学术制度的跨学科分析的扩展。当代国内外人文科学研究“范式”是高度取决于历史环境和功用主义立场的。按照任何研究类型范式进行科研操作都是可行的。因此只按照“可行性”判断研究项目的可取性,必然是不会在实践可行性方面引生问题的。符号学则对任何研究范式的前提,条件,历史根源,学术价值提供一种系统的查验方法。 符号学分析法视中外 人 文 学术现状为历史上各种临时性-偶然性具体运作的结果,其内容和结论是高度 依存 于历史偶然环境的,不能因此视之为具有内在的权威必然性。 符号学全球化是网路 时代的新发展,网路学术民主讨论有助于打破权威主义和职业主义,以便在新的通讯交流形式下形成更合理的学术知识。 符号学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意义首先在 于它 有 助于分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构成,并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与世界学术沟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国学”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世界,与汉学界以外的西方学术主流世界基本无法沟通。符号学对于“国学”表述现代化任务来说则具有全面的方法论之助益。可惜汉学界和国学界至今对此尚乏认知。

百年来,由于在历史观,文化观,学术观,政治观多方面的民族主义限定性,使得我们的现代学术评判之历史经验欠缺人类普遍性意义,因此其特点仍属高度实用性和地域性的。这种倾向妨碍着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及其世界影响。中国符号学研究有助于形成中国学术背景和结构的整体重整图像,从而间接有助于根据人类普适性学术判准来对具体学术项目之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估。因此人文学术中一些公认优秀项目其实是在较低学术结构位级上进行规定的。学术价值评估大致有两个维度:理论位阶(A)和技术精度(B)。我们的评判工作基本上是在B维上进行的,是一种资料技术性运作。对象材料的理论性类别(C)为一事,对此材料进行理论化分析方法(D)为另一事。二者均以“理论”名之,却为两件事。C 作为材料话语类别称呼(以区分于(文 学、历史等) 描述话语类,艺术话语类等等),与对其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可分多个分析等级)为两事。在C与D 方面均有技术性精度问题。人们往往对A与B ,C与D不加区分 ,从而 混淆了话语类别之区分和理论工具等级之区分。

作者在决定撰写论文或书籍时自然会考虑如下相关因素:中外学术界的需要,读者的接受可能,对学术方向影响的可能性,发表的可能性,发表的方式,写作与个人正常工作和未来计划的联系,写作时间的可能性,作者知识准备的程度,等等。一般来说,写作工作分为两类:长期规划部分和临时需要部分。两部分大概各具其半。临时性写作往往起因于学术交流环境中产生的临时需要。每当此时,最费心思的是如何把环境(如学术活动)一时要求和个人长期计划内容尽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我的学术实践方向和内容安排而言,两者通常不能充份协调一致。我目前的主要写作任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解释学研究,而几年来却须经常插入一般符号学理论思考。后者是与我参与推动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任务相关的。这是处于“四分五裂”认识论张力场中的学人所须运用的权宜之计。(仁学中的“权”学之一)

写作过程即是作者与读者对话的过程,此时必然有内心中“典型读者”的理想性特质存在。在我25年来的着译过程中同时会有三种读者对象,首先是超越时空的理想型读者,假定中的适当对话者。其次是特定时空中的假定的较适当的读者。最后是期待中的广大青年读者,后者是兼具心灵开放性和经验未足性这两种特点的。重要的是,写作的话语组织是须灵活地同时朝向三类读者的,而不是仅针对一类读者的。写作的“策略”须维持内容的相对多元灵活性,因此就不能在任何一个维面上追求最大思维聚焦的效果。对于针对每一类读者的对话目标而言,话语内容的组织都不会是充分适当的。话语中目标的多元性导致话语组织的焦点相对模糊性。但我的写作策略中主要的对象是第一类,他们是我进行思想组织的主要对象和目标。我在和理想中第一类对象的“对话”中组织我自己的思考和表达,读者亦成为自我表达的“触媒”之一,写作也就成为一种自成自得过程,而可无关于其在接受方的实际效果了。这岂非也正是只计其义,不计其功的一种实践么。

3。与国际符号学界观点的异同

了解我的观点的读者,首先会感觉到我和西方符号学家的立场分歧,其实不是什么关于符号学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个人文科学的问题。他们在西方学术制度内就事论事,我则不时要超脱现存制度和规范,以期涉及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条件、话题和目标等方面。也就是,我们在如何“用”符号学这个标称上的态度和方法上必然相当不同。一方面,我同样研究和涉及符号学的狭义方面,包括其在中国古典学术领域的可能应用;而另一方面我也用它指广义方面。为什么要用“符号学”这么一个已有确定所指的专业指示词来泛指人文科学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呢?首先,理论符号学可以融合或替代传统的哲学功能,其次它可以替代各种现成理论流派系统。作为泛称和代称的符号学,既有具体的代替性,又有其内容的开放性。其中既包含对具体理论范围的特意所指灵活性和包容性,又包括对未来待生理论的泛指性。在取其作为一般语意学的特性时,是要用“话语语义通分”功能作为一切领域间对话的基础和起点这样有具体针对性的方面。进而又要用其泛指学际理论对话中的各种“中介系统”或“沟通桥梁”。这种符号学操作观是相通于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目标的。我从学术整体重组立场来“利用”符号学,西方同行则从专业立场来运用符号学。彼此的差异在此。受到专业训练和教学体制限制的西方专业人士和我这样一个不受任何制度和专业限制的独立学者之间还会有什么交集呢?我试图促使国际同行理解超乎各具体专业之上、之外所可能具有的共同目标。为了促成共识,首先必须具有共同的视野和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学者“专业自尊”和超越理想之间的张力关系。二者均朝向首须克服的体制性束缚。我的论文子题即指涉学术体制框架和运作单元变动的技术性问题方面。如果一开始即以现存体制和规范为思考框架,即谈不到讨论超越性的理想话题。如果一开始即指出现存人文科学体制的内在缺陷,国际专业化同行会在两个方面有不适(受冒犯)反应:作为西方人和作为专家。他们以为国际学术交流是一个非西方人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我们绝对承认这一事实,但马上要对他们补充说,还存在有超越此目标的学术交流需要。限于体制规范,他们往往对此没有接受准备,因为他们以为西方学术传统是世界学术唯一现成的基础。我的问题重点却并非在于指出他们也有向中国传统学术学习的必要,而是在于指出西方学术本身的问题必须在国际学术框架内公开讨论,而彼此都有同样的学术资格对此表达意见。如果这会使他们不快的话,接着他们会更感不悦的是我在他们自己强调的议题之上所提出的引伸之论:中国学者不仅要向西方专家学习,而且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而在全球主流学术范围内参与讨论。反过来,我们却并不要求他们对中国学术进行专深研究(纯粹因为语言技术性理由)。这两个“先接球再抛回”的问题(中国学者须向西方学者学习专业知识/西方学者不须向中国学者学习专业知识),显示了一个当前学术全球化时代的深刻认识论“吊诡”:中国学者如何从原本弱势地位变为强势地位的微妙处境。由于多数西方学人以体制为基础,以市场成功为目标,当然不会真地参与上述“抛球接球”游戏。对于少数有真理之念者,我们则要立即让他们理解一种“儒家风范”:不是在此比高比低,意图以什么五千年炎黄子孙文化底蕴之类的假大空言辞在国际场合自拉自唱,而是要邀请西方同行共同参与一个如何克服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学术理论危机问题。在此学术全球化共同事业中,彼此分工不同,各有专精。中学西学都是共同的话题,而各人分工领域和内容介入宽窄深浅不同而已。国际性的合作和对话不是为了在国际场合“扬眉吐气”(这是“俗儒”的心态,不是仁者的胸怀),而是为了对人类学术大同事业的共同参与和追求。真正的仁者是不会强调血缘区别的。仁学者是人类一体主义者;是向前看,求创新,而不是向后看,颂祖恩的。在国际学者交往时,我们应多显示“仁学”情怀(人己一体),而非“儒教”情怀(炎黄子孙,高人一等)。应多读<论语>,少读<易经>,前者教人“爱他利人”(个人和民族同理),后者教人“趋利避害”(卒至以邻为壑)。如今各国文化史都是人类共享的资源,均与其历史创始人血缘身份不再相关。(今天把99%时间都花在西方科际文娱文化方式上的99%中国国民,究竟和“老祖宗”文化还有多少关联?)只是由于技术性条件(特别是语言条件)不同,各有不同专攻而已。借助此分工之便,世界文化遗产遂可为全球所用。会希腊文的学者在资料性研究上当然多有承担和贡献,而希腊思想可为一切其他专业人士所分享。儒学研究也是一样,虽然在语言技术性方面难度更大一些,大多数工作须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担任。哲学学科也是一样,某课题专家的专业成果为一事,该成果可为一切人分享为另一事。后者在“使用”专业资料时可能因进而参照其它专业知识而获得比纯哲学议论更富价值的理论成果。每个人的学术运作策略搭配方式各有不同,跨学科趋向会更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特点。单科(学科或流派)专家不能以为本身专业主题“只属于”本专业,实际上它可为其它专业人士所用,并因后者选择的创造性相关搭配方式而或有可能在其它学术方面取得超过本专业人士的成就。(巴尔特和麦茨都是经过这一过程的:他们先“利用”和之后“跨越”了某专业,并形成了新专业。后者将进而参与同一专业间互动交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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