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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是非·先后*——柳宗元以来的《文子》研究综述

研究文子,基础的内容不外是三条:今本《文子》的真伪问题,“文子”其人的是非问题,以及《文子》其书的撰作时代。研究的结果会使我们发现任何独断论都会被质疑的,辨伪与求真实在是相互表里的。

——题记

《文子》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属道家类著作,班固自注“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魏晋时人如曹植、慧远等人曾引用《文子》之言。《隋书·经籍志》:“《文子》十二卷,其注曰,‘文子,老子弟子’,梁《七录》十卷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文子》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文子》十二卷,《文子》徐灵府(默希子)注十二卷,《文子》李暹注十二卷。唐魏征主篡《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中都谓《文子》有十二卷,《意林》称引汉志所注云:“(文子)周平王时人,师老君。”唐玄宗时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其书为《通玄真经》。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有三种《通玄真经》的注疏:唐道士徐灵府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宋人朱弁也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缺后五卷,而且《道德篇》中也没有“平王问,文子曰”一章;宋末元初道士杜道坚撰有《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

自隋唐以来,《文子》基本上都是十二卷,实际上每卷对应于一篇,分别为《道原》、《精诚》、《九守》(或《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些篇名在《群书治要》中就已存在,且后来也没有多少变化。但已不再是《汉志》所说的九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载《文子》二卷,为两淮盐政采进本,又载《永乐大典》本《文子缵义》十二卷,但缺《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修四库时,清人据其他刻本补充成《文子缵义》十二卷,以符《隋志》旧数,以武英殿聚珍本为代表流传至今。余嘉锡指出《道藏》本《通玄真经缵义》“篇注俱全,馆臣不加深考,别于永乐大典内辑出,即用此残阙之本付聚珍版印行,使学者不得见道坚全书,诚憾事也!”余说甚是,但《四库》本《缵义》和《道藏》本在体例上有所不同,四库本有牟 献之序 ,有旧注缵义之分,《道藏》本篇首有文子之传,吴全节、黄石翁、杜道坚皆为之序, 而没有牟 献之序,亦未见旧注缵义之分。以上诸本在文本内容上及篇次、篇名等方面基本相同,可统称为今本《文子》,据文献记载,《文子》一书还有唐朱玄注十二卷,明潜蓭(子汇)本十二篇等三十余种见录于书,主体内容应该和今本差别不大。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认为《文子》一书,为后人剽窃《淮南》、《吕览》等书而成,殆无疑义;但是,令人关注的是,敦煌本卷子本仅存《道德》第五,共百五十六行,为天宝十年所写。传世本中“则”字,敦煌卷子本均作“即”。

1973年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发掘出了不少竹简,其中有《论语》、《文子》等书的抄本,虽然损毁比较严重,但仍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发表了工作简报,正式宣布发现了竹简《文子》。1995年年底,残简《文子》的初步释文在《文物》发表 ,更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海内外已发表相当可观的学术论文。2000年9月,王利器先生的《文子疏义》由中华书局出版。以竹简《文子》的发现为分界线,有关文子的研究可以分成两大阶段。

(一)、竹简《文子》发现之前

《文子》在唐代地位显赫,但也是在唐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对《文子》本身的内容进行评论,从而奠定了《文子》研究的基础。柳宗元《辨文子》云:“《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它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增益之欤?或者从为聚敛以成其书欤?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闵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柳宗元肯定了《文子》一书的道家性质,认为其中内容有可取之处,但该书驳杂多于纯粹,剽窃窜乱之迹明显,于是把《文子》定为“驳书”,并删除了其中的“谬恶乱杂者”,刊定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子》,还做了不少发挥,藏在家中。柳宗元所刊定的《文子》惜已失传,但他认为《文子》是驳书的观点却是后来学者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宋元明清各代学者对《文子》加以讨论的不乏其人。有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子》是否是伪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周氏涉笔》,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等人都同意柳宗元《文子》是驳书的结论,宋濂同时认为今本《文子》中的思想“壹祖老聃”,可能是《道德经》之义疏,但认为该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驳且杂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持同样观点“其书虽伪,然而不全伪也,谓之‘驳书’”。晁公武、姚际恒还认为是李暹增扩、窜乱了《文子》。

宋黄震在《黄氏日钞·读诸子》中明确提出《文子》是伪书,他认为作伪者系唐道士徐灵府。清人陶方琦认为今本之中不无文子旧说,但是“其书实亡于东汉之季,今所传着乃魏晋以后人剽《淮南子》一书而成者也。”他论证说《文子》虽冠以“老子曰”,中间有‘故曰’,实引《淮南》作为《老子》之语。又《淮南》作为战国时人问答者,《文子》亦作为老子语,详细考之,《文子》首章之《淮南》之《道原》、《精诚》即《淮南》之《精神》,《上德》即《淮南》之《说林》、《上义》即《淮南》之《兵略》,实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迹显然” “章句纷纶皆相遘于《鸿烈》间有异文,不外老庄韩非诸子之注。”清人钱熙祚作《文子校勘记》以证《文子》袭取《淮南子》之说。章太炎《菿汉微言》认为“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章太炎怀疑是张湛作伪。梁启超认为“此书自班氏已疑其伪托。今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不同意姚际恒的看法,认为《文子》就是伪书。张心澂《伪书通考》亦把《文子》列为伪书。杨树达《汉书管窥》:“沈钦韩曰:‘书为《淮南》袭取殆尽’;树达按:‘此今本《文子》袭《淮南》,非《淮南》袭《文子》,沈说殊误”。近人王叔岷作《文子斠正》,从文献校勘的角度详细论证了《文子》如何抄袭了《淮南子》。

也有人认为《文子》不伪,在道教界,吴全节《通玄真经缵义·序一》认为《文子》是《道德经》之传。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三》更是认为“文子归本老子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卒万古于一遍,诚经世之枢要也.”王应麟、孙星衍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今本《文子》的不伪。宋王应麟作《困学纪闻》,认为《文子》之言为荀子、董仲舒、汲黯、班固等人所引用“其见于《列》《庄》《淮南子》者不可缕数”(卷十),他还引用《文子》之言,解释《仪礼》、《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卷五、卷七)。清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认为“今本《文子》十二卷,实《七录》旧本,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淮南王受诏著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 ,谬误叠出,则知《文子》胜于《淮南》”。“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他还根据李善《文选注》认为张湛曾注《文子》。马骕《绎史》认为“《文子》一书,为《淮南鸿烈》撷取殆尽,彼浩淼,此精微。”(卷八十三)

2、关于文子其人

除班固外,王充《论衡·自然》也认为文子是老子弟子,并说“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认为“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可见文子是道家人物,且是老子弟子可能是有文献根据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李善,徐灵府,孙星衍都持这一看法,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三》还补充说:“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字计然,文子其号。家雎之葵丘,属宋地,一称宋鈃,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问道,范蠡从而师事之,勾践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隐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吴兴计筹之阴乃其古处”。《史记·货殖列传》有范蠡师计然语。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马总《意林》另录《范子》十二卷,认为其主要内容“并是阴阳历数也”,从洪迈《容斋随笔》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断有学者指出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

3、关于周平王。

班固认为《文子》称周平王是“似伪托者也”。黄震以周平王与文子相去甚远为由论证《文子》之伪,姚际恒认为称“周平王”是伪托而《文子》一书不是伪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时人,非也。”孙星衍认为班固误读《文子》把楚平王当成了周平王。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关键还是今本《文子》之伪与不伪,抄没抄《淮南子》。自唐中至清未虽有人为《文子》辩护,但辨伪之风日盛,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还是认为《文子》是伪书,大半袭取了《淮南子》中的内容。所以近现代思想史论著中,鲜见涉及文子其人、其书者。《文子》一直被看成是“佚、残、杂”的著作。

(二)竹简《文子》发现之后

本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来,人们对《文子》的看法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作为马王堆汉墓帛书研究的副产品,唐兰等学者发现《文子》中一些文句和《经法》、《道原》等篇有呼应之处,从而认为《文子》应属先秦道家古籍,为《淮南子》所抄袭。更为关键的是,1973年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发掘出了不少竹简,其中有《论语》、《文子》等书的抄本,虽然损毁比较严重,但仍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发表了工作简报,正式宣布发现了竹简《文子》。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是,大家的看法却各不相同,颇有莫衷一是之感。比如,胡孚琛先生主编的 《中华道教大辞典》王卡先生所撰“《通玄真经》”一条中说:竹简本《文子》 “其内容多不见于今本。今本《文子》十二篇,当出于魏晋以后”。而该《辞典》谷方先生所撰“文子”一条则说,根据定县汉墓竹简,“《文子》时期已经流行的先秦古籍”。

1、关于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及其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观点:

1)把竹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等同起来或大体上等同起来,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艾力农先生的观点,他在廿世纪八十年代初认为“竹简一出,《文子》的真伪就好判断了,《文子》一书定有后人篡改,但是一部先秦古籍确无问题了,《淮南子》当是抄了《文子》”,“文子是老子传人,黄老学派的重要人物,吸收了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的先驱”,他呼吁:“为文子在先秦诸子中立下户头。”艾力农先生关于《文子》的主要观点随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申和发挥。在释文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今本窜改之处颇多,但竹简《文子》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文子》不是伪书”,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不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江世荣认为《文子》是《老子》古注之一,看来比《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还要早一些。(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集)熊铁基等学者所著《中国老学史》称“名为《文子》的书,则明显是流传下来的早期老学著作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早的老学著作”,“可以肯定今本《文子》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本”,“所以,在老学发展史上,《文子》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一部书”。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文子》是汉初古籍而非先秦人作,但也肯定今本《文子》的不伪,接受《淮南子》抄袭《文子》的结论。同时也有人认为《文子》是先秦道家言论集,是《老子》古注 。李定生、徐慧君作《文子要诠》,更是认为“据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无疑”,“今汉墓《文子》残简出,则伪托剽窃之说,不攻自破。”李定生等人的这些看法是有代表性的。王利器先生认为《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赵建伟先生认为竹简《文子》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今本不避讳,说明今本中的主体内容早于竹简本,为竹简本所本。

2)把竹简本和今本区别开来,认为《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比较复杂,或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李学勤先生对竹简《文子》作了概要性的评论,他认为竹简文与今传本虽有对应的文句,但今本的窜改增益也是很明显的,“至于今传本与《淮南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问题”。严灵峰先生也认为“现行诸本,皆非原书之旧”。张岱年先生在没有见到残简《文子》释文的情况下指出《文子》即使是《汉志》之旧,而是否就是先秦的旧籍,似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王博先生认为“论《文子》之年代,当区分竹简所代表的古本与传世本。传世本必完成于班固之后,唐初以前,或在东汉未至魏晋时期。”陈丽桂、李缙云等学者也注意到了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明显差异。陈丽桂先生着重讨论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证明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

张丰乾提出至少有四个问题还需要讨论:A、竹简《文子》与今本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还是有前后因革的关系? B、如果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二者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如果有前后因革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是略加损益还是全面改造? C、能否根据竹简文断定今本《文子》不是伪书,而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D、怎样判定《淮南子》与两本《文子》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论证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而是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做补充。厘清这些问题是研究的基础。

胡文辉先生同样认为,今本《文子》只有《道德》一篇保存了汉简《文子》的一些原始材料,其他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根据《淮南子》剪裁拼凑成的。曾达辉先生也认为今本《文子》虽有若干章节与竹简本相符,其余大部分却是剽窃《淮南子》而成。丁原植先生对今本《文子》、竹简《文子》、《淮南子》的资料作了详细比照,他在指出竹简《文子》与今本的区别的同时,强调《淮南子》和《文子》没有相互抄袭的问题,而是《淮南子》别本的残文混入了《文子》,由后人编辑而成。

2、关于文子与平王

严灵峰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是著者自隐其名。王博先生认为残简《文子》屡称“天子”“天王”“天下”“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显然是指一统帝国的君王而言,决非某诸候王能当此名;即使是楚平王,和文子答问的可能性也很小。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而是平王之臣。魏启鹏先生认为文子是晋国“公孙之后”辛文子,平王是周平王,丁原植先生引用了引用了这一说法。吴光先生认为文子有可能是文种,平王是楚平王。李定生先生认为文子是楚平王时人,学于子夏、墨子,平王是楚平王,后来又提出可能是齐平公。

3、关于《文子》的成书年代

  1. 一些学者把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区分开来,主要探讨竹简《文子》的成书年代。比如王博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成于汉初,严灵峰先生先生认为是在战国末期。郭店竹简出土以后,有些学者,比如郭沂、丁四新等认为竹简《文子》的产生年代是比较早的。张丰乾和曾达辉先生对今本《文子》的成书年代作了一些探讨,都认为应当是魏晋或南北朝人所做。胡文辉先生则更具体地认为,今本《文子》的编撰有可能就在高诱注《淮南子》之后,曹植上《求通亲亲表》之前——即公元205?/FONT>231年之间。
  2. 另一些学者认为今本文子内容大体可信,李定生先生认为“韩非读过文子”,《文子》是先秦著作,赵建伟先生把文子的成书分成几个阶段,从战国一直延续到魏晋。

4、关于竹简《文子》的校释、篇题

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邢文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有《圣智》、《明王》的篇题,李定生先生附议,赵建伟先生提出了反驳。

5、关于文子的思想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和两种《文子》的关系有关。有的学者把今本和竹简本等同起来,讨论其中的道、易、法思想等等。另一些学者则着重阐释竹简本的思想,或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的部分。

6、关于竹简《文子》与新近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郭店竹简以及黄帝四经等出土文献时,论及竹简《文子》,比如丁原植、郭沂和丁四新先生都认为竹简《文子》的思想和风格均和郭店竹简《老子》相近。

应该说残简《文子》的释文发表以后,它与今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本《文子》与今本虽然有前后相因的关系,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更主要的是,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是抄袭自《淮南子》的,《淮南子》的很多内容又来源于先秦甚至汉初不同时代的不同古籍,以这样驳杂的内容为《文子》原书断代,难免误入歧途,肯定难成定论;甚至会造成南辕北辙、以不是为是的现象。但如果已经认定了今本《文子》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夸大一些材料的作用而回避另一些关键的材料,出于“师心”“前识”剪裁和拼接材料,而不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细致地推敲。《文子》研究中莫衷一是的现象,归根到底是这种不恰当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大家都承认今本《文子》后人窜乱颇多,但很多学者又同时认定它是可靠的先秦或汉初的著作,是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而忽视了“多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导致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形。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在竹简《文子》与今本应该区别对待的问题逐渐被接受,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驳难。而与之相关的其他诸多问题,几乎是各执一词,鲜有压倒性的结论。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材料的消化,还是方法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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