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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 释古与重写思想史

一 

一九七二年,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为翻译《孙子兵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有关《孙子兵法》的年代等问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表达了《史记·孙武传》不可靠、《孙子兵法》是战国时著作的个人看法,并安排年已八十岁的顾颉刚先生书面答复。二十天后,顾颉刚做出了回答,据笔记,其结论是:“《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顾颉刚先生的这项结论可以分析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然而在一番驾轻就熟的辨伪工作后,顾颉刚忽然感到一丝不安来,他在这条笔记的末尾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5页)顾先生这里所说的正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这次发现不仅完全推翻了顾颉刚等人对《孙子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而且引发了人们对疑古派古籍辨伪方法的深层反省。

众所周知,古史辩派辨伪古史(包括古籍)的指导思想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从这一思想出发,其辨伪古史又表现为:一,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顾颉刚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见《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48页)二,以故事演绎的方法对“伪史”的成因进行解释说明,把有独立来源的文献记载看成故事流变中的不同版本。(上文关于孙武被误传为孙膑的说明,即是典型一例)古史辨派的这一套辨伪方法虽盛极一时,并产生大量的辨伪成果,然而其基础却是脆弱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不仅一次次证伪了古史辨派的具体结论,同时也暴露出其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与自由无序的故事传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古史辨派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历史,用梳理故事传播的方式来处理历史文献,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结果。古史辨派的另一个不足,是他们缺乏对于古书体例和成书情况的了解。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外,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同时,由于古人没有类似后世的著作权概念,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参见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而古史辨派简单用古书出现的“早晚”来判定历史事实的“真伪”,难免会以偏概全,制造出种种“冤假错案”来。因此,古史辨派的失误并非个人的偶然原因,而是其方法论导致的必然结果。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只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来看待的,即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回忆、记录、认识和描述往往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即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的原因所在,而古史辨派由这种记录、描述的不同,转而怀疑事实本身的“有无”和“真伪”,这可以说是导致其片面“疑古”,并最终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走出“疑古”,并非要重新回到“信古”的老路,也不是要放弃对史料的审查,而是要对审查史料的方法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一,由“有罪推定”转变为“无罪推定”,承认古代文献是在长期的传承中形成的,其中虽有某种“变形”、“失真”,但应是基本可靠,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由控告方转变为审判方,以“法官”客观的身份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裁决。这里古史辨派的成果可以重新拿来作为“控词”,但允许被告有申诉的权利,凡申诉成功即无罪,反之则有罪。三,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证据,不重推理。如果以上概括不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活跃于当今史坛、代表了史学发展方向的“释古派”的“辨伪”方法,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方法已被一些前辈学者运用到古史研究的实践中,何炳棣先生近年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考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见《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收入《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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