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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元典章》校《元史》

  明初修《元史》,成书仓促,叙事疏谬,多受学者批评。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元史》,集十余名专家数年之力,广泛采集《元史》不同版本、诸家续修元史和各种元代史料,写出校勘记2 800余条,订正了《元史》文字中大量的讹倒衍脱之处,允称善本。然校书如扫落叶,以《元史》卷帙之多、错谬之众,要想将其中的错误全部校理无遗,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本文拟以《元典章》为材料来源,对校点本未曾校出的《元史》错误举例若干,或有助于《元史》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史》本纪、志、表部分的史料价值高于列传。因为除元末顺帝一朝以外,本纪内容皆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志、表内容皆取材于《经世大典》。《实录》、《经世大典》现均已亡佚,故而《元史》本纪、志、表的材料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就现在来看基本上已可视为元史的第一手资料。此言大体无误。不过如具体分析,本纪和志当中的一部分记载,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其最初的材料来源。因为无论《实录》和《经世大典》,主要都是抄撮、排比朝廷公文而成,这些公文原件,有一部分保存在《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庙学典礼》等元代政书之中,今天尚能看到。这几种政书,又以《元典章》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完整和原始。就《元典章》与《元史》纪、志相重复的内容而言,即使作为纪、志材料来源的《实录》和《经世大典》仍存于世,它们对有关问题记载的原始性也要逊于《元典章》。校点本《元史》已经大量利用《元典章》文书的内容进行校勘,但似乎利用得还不是完全充分。在70年代初,大陆地区尚无法看到元刻本《元典章》,只能使用错误万出的沈刻本,辅以陈垣《元典章校补》,辗转相校,十分不便,有所漏校也是比较正常的。现在我们已经通用元刻本《元典章》,对勘《元史》比过去方便多了。当然,即使是元刻本《元典章》,错误仍然极多,《元史》纪、志可以校正它的地方同样不少。本文暂且讨论以《元典章》校《元史》的问题,至于以《元史》校《元典章》,容日后有机会另行探讨。以下谨就对读《元典章》所见《元史》错误,分类陈述,敬请指正。

一  删节公文不当,致乖原意

   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卷首的《出版说明》,申明其校勘原则是“只校订史文的讹倒衍脱,不涉及史实的考订”。《元史》纪、志中有一类较为多见的错误,就是对原始公文删节、改写不当,以致有失原意(当然,这类错误既可能出现于《元史》编纂之时,也有可能在《实录》和《经世大典》中已经发生,具体细节绝大部分已不得其详)。严格说来,这种错误也属于史文“讹倒衍脱”之列,只不过其讹误并非一二字那么简单,而是一句甚或几句话,错得相对复杂一些。对这类错误,校点本《元史》有出校之例。如《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校点本本卷校勘记根据《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和《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杂禁·禁下番人口等物》两条原始公文,正确地指出《元史》此条记载“原意全乖,‘蒙古人’应作‘将蒙古人口’”,从而纠正了《元史》将原始公文中的宾语当作主语的谬误。这一类错误,通过对读《元典章》,还可以找到并改正若干。举例如下。
  1.《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条(校点本337页):

  丙寅,……江西行省言:“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这段记载的原始公文,见于《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军器·拘收·弓箭库里顿放》:


  尚书省咨,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奏过事内一件:“江西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吉、赣等处地面,湖南、广东、福建这地面相连着有。每年草贼生发呵,出备军器,聚集弓手人每收捕来。年时江南地面汉儿南人休把弓手(引者按,手字误,当据下引《通制条格》卷二七作箭)禁断时分,这里的弓手拘收了来。如今依着汉儿城子里与了的体例里与的’说将来有。俺商量的,在先中书省官人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教把呵,怎生?’么道奏呵,‘是也,那般者’,么道圣旨了来。如今依着那体例,路里十副,散府、州里七副,县里五副教执把,城子里达鲁花赤达达畏吾儿回回人每教管者。若收捕贼的勾当有呵,巡军根底教执把弓箭。无勾当时,拘收库里放着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好人根底委付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这条材料亦见于《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兵仗应给不应给》,文字基本相同,唯奏事时间误作至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不难看出,本文件“许尉兵持弓矢”,指的只是湖南、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的“吉、赣等处地面”。《元史》将湖南、广东、福建三地区与吉、赣并列,一并作为“以禁弓矢,贼益发”和“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的范围,是错误的。

    2.《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闰四月条(393页):

       庚申,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山东都转运使司别思葛等增羡盐钞四千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恢办钱粮增亏赏罚》:

  元贞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元贞元年闰四月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汉儿、蛮子田地里合办的差发、税粮、盐等诸色钱粮数目,……各处委付着的行省官人每,并钱粮勾当里委付着的当该人每,去年勾当里在意向前,比合办额外增余的也有,办上额的也有,办不上额亏了的也有。南京省管着的两淮盐的勾当里行的人,每年时的勾当里怠慢,亏了五千定钞、十万引盐的上头,前者有车驾出大都来的那一日,失剌怯儿奏了,差的扎剌儿歹脱帖木儿、户部张尚书两个去来。做贼的勾当里入去来的人每,勘当得缘故是实,就那里要了罪过的勾当里,合着居役的交居役者,合罢了的交罢了。……京兆府盐的勾当里委付着的人每,去年比额多办出一万二千五百余定来。怯烈歹也先帖木儿等年时那里有来的省官每根底,做记验,与袄子;盐运司里向前干办来的人每根底,添与散官呵,怎生?又济南运司的盐课,在先年分不曾办额来。去年别思哈等除额外,多办出四千余定来。这的每根底,做记验,各与一个袄子。……怎生?”奏呵,“您的是也。向前在意来的每根底,添名分,更与赏者。”圣旨了也。钦此。

按《元典章》所谓“南京省”,即《元史》中的河南行省,“京兆府”代指陕西行省,“济南运司”即山东都转运使司。由《元典章》原文可见,元贞元年奉命前往河南行省查办亏空事件的,是“扎剌儿歹脱帖木儿”和“户部张尚书”两个人,“扎剌儿歹脱帖木儿”也就是“扎剌儿部的脱帖木儿”,“扎剌儿歹”是部族名。《元史》误将其当作人名,所谓“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应当改为“遣脱帖木儿等往鞫实”。
  如所周知,元代蒙古人有名无姓,又常以部族名命人名,男称“某某(部族名)歹(或台、带、  等同音字)”,女称“某某真”。以某部族名命名的人,未必出自该部族,甚至就目前所知绝大部分例子而言,都肯定并非该部族成员[1]。当元史载籍中出现“某某歹(或台、带、  等)”、“某某真”时,我们通常都将其视为人名。然而上引《元典章》这条材料却提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某某歹(或台、带、  等)”、“某某真”,也许就是指“某部族的人”,而非单独专用的人名。当然这样的用法可能比较少见,但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上引《元典章》文件后半段出现的“怯烈歹也先帖木儿”,含义同样也是指“怯烈部的也先帖木儿”,并非“怯烈歹”和“也先帖木儿”。请看同卷同目的另一份文件《场务官·增余课钞迁赏》:

  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十五日奏过事内一件:“‘管办钱的人每,办上额外中增一分呵,与赏,更添名分’么道来。如今各省里的去年办到的,虽有增余呵,不及赏的分数。唯京兆省、福建省这两处的呵,到给赏的分数。去年为京兆省的向前来的上头,也先帖木儿等省官每根底做记验,各与一个家袄子来。……”

这条材料最后一句话,说的明显就是上一条材料中后半段的内容。上一条材料所谓“怯烈歹也先帖木儿等年时那里有来的省官每”,到这条材料中变成了简单的“也先帖木儿等省官每”,可见上条中的“怯烈歹”只是部族名、修饰语,并非单独的人名。稽诸史籍,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一时期的陕西行省有名叫“怯烈歹”的长官。相反也先帖木儿却有不少材料。他早年以世祖忽必烈近侍的身份,与不忽木、秃忽鲁等人同受学于许衡。至元三十一年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三月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任相不足一年,次年正月去职。封(应当是追封)咸宁王,谥贞献[2]。已经知道的各种材料都没有提到他的族属,据前引《元典章》来看,这位也先帖木儿显然是克烈(即怯烈)部人。

  3.《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条(405页):

  癸酉,诏……云南、福建官吏满任者,给驿以归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船轿·任回官员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来咨,奏准“福建、云南任回官员,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应付站船”,钦此。……照得先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俺管底城子里做官来的人每,田地远么道,不肯来有。如今怎生般来的每根底,去时分铺马里去了,月日满呵,回来时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书的每根底,自己的长行头口里回来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马每根底,草料交与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说来的,站里安下,饮食草料交吃着来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又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过事内一件,“云南、福建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那里赴任去的官人每,铺马里去有。任满回来呵,长行马里来有。那般呵,煞生受有。人(引者按:此字疑衍)又那里做官人去的殁了呵,息妇孩儿每出来不得。’说将来有。俺商量的,这的每出来时节,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呵,站船里来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钦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员品级各得站船数目,开坐前去,仰照验依上施行。

可见当时的规定,是在云南、福建任满北归的官员,旱路骑“长行马”,水路则乘站船。乘站船可称“给驿”,骑长行马就不然了。上面这条文件讲得很清楚,任满官员骑的长行马,是“自己的长行头口”。虽然可以在驿站歇息,享受饮食、草料供应,但毕竟是自备马匹,与骑乘驿站官马不同,负担仍然较重,“煞生受有”。因此,朝廷才允许他们遇水路乘坐驿站官船,以适当减轻个人负担。幸运的是,在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所载《经世大典》部分内容中,也可以见到这份文件。《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引《经世大典·站赤》:

  (元贞二年)六月,丞相完泽、左丞相吉丁(引者按:当作左丞杨吉丁。“相”、“杨”二字形近致误。杨吉丁又名杨炎龙,其任左丞事,见《元史·成宗纪》及《宰相年表》)等奏:“云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官虽准给驿,然得代而还,则自备鞍马。且殁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诚可怜悯。’臣等议得,任回庶官,在陆途则乘己马,及至水路,官给驿舟送之。”奉旨:“准。”

毫无疑问,这条材料与上引《元典章》所载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事是同一件事。唯《经世大典》所载“六月”,当为“六日”之误。因为就现存《经世大典·站赤》内容来看,其记载朝廷大臣奏事,例书月日,此条书月不书日,已属可疑。而且这一条材料的前面,又是七月二日的一份文件。只有将“六月”看作“(七月)六日”,才能解释得通。很明显,《经世大典》已对《元典章》所载蒙文直译体奏事公文作了改写,将原文的“长行马里来”改写为“乘己马”,“站船里来”改写为“官给驿舟送之”。改写的结果,含义更加明确。《元史》编者大概只看到后半句,以“给驿以归”一语笼统叙述,犯了严重的以偏概全错误。事实上,云南、福建行省提到的病故官员家属回乡问题,直到英宗即位后方才获准乘驿[3]。而任满官员自己能否“给驿以归”,似乎一直没有获得明确首肯。
  在此顺便就元朝官员乘驿问题多说几句。元朝广设驿站,目的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4],主要供朝廷官员出差、以及诸王、边将禀报军情急事时使用。至少在制度规定上,对给驿范围限制是很严的。从《经世大典·站赤》、《元典章》、《元史·兵志·站赤》所载各种规定来看,一般的地方官不要说任满回京、回乡,就是在任内因公务进京,或是赴任所上任,也不能普遍享受“给驿”待遇。至元十七年规定,外任官任所远在二千里以上,才“与铺马”,不足二千里的,只“教长行头口里去”。[5]元末成书的高丽汉语会话教科书《朴通事》中载有如下一段对话[6]

  你哥除在那里?除在南京应天府丞[7]
  几时行?昨日去了。
  铺马里去也,长行马去?甚么长行马,五个铺马去了。
  也不小可。去时节有甚么气像?比丞相争甚么?车马,茶褐罗伞,……那气像是气像。

可见直到元末,外官上任给驿前往,仍然并非通行待遇。当然元朝(特别是中后期)存在着严重的“给驿泛滥”、导致“站户困乏”的现象[8],这是制度执行不严所致,并且破坏制度的人主要是诸王贵族、高级僧侣、朝廷大官,与我们上面谈的问题并不矛盾。

  4.《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九年六月条(464页):

  庚辰,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诏告天下。……外任官五品以下并减一资。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八《礼部二·官制二·选格·外任减资升转》:

  大德九年六月初五日,钦奉诏书内一款节该:外任官员较之内任,升转甚迟。但历在外两任,五品以下并减一资。

《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凡减资升等”条所载略同。可以此次诏书规定“减资”者,并非所有的五品以下外任官,而只包括其中已历在外两任者。《元史·成宗纪》无端省去“但历在外两任”一语,误。

  5.《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2660页):

  诸亲属相盗,……其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者,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强盗者准凡盗论,杀伤者各依故杀伤法。

此条详见《元典章》新集《刑部·诸盗·总例·亲属尊卑相盗》:

  延祐六年五月日,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该:御史台呈:“据监察御史呈:‘切详规财物者,情莫重于盗贼;论亲属者,义莫别于服制。故盗贼有强有切,亲属有尊有卑,即今无服亲属相犯者止科其罪,免追倍赃,俱不流配刺字,有服之亲亦无减等之条,是乃轻重不伦,亲疏无别。今后凡尊长于别居卑幼家切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切盗者,缌麻小功亲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庶尊卑之分别,刑法之允当。’本台具呈照详。”送刑部,议得:“御史台元呈监察御史所言,‘……今后凡尊长于别居卑幼家切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切盗者,缌麻小功亲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一(引者按:原文如此,据文义及上文当作二)等,周亲减三等,亦依上例不刺不配,免追倍赃。其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以凡人论。’以此参详,如准所言相应。”都省准拟,咨请依上施行。

元末沈仲纬《刑统赋疏》的“通例”部分也收录了这件文书,文句小有脱落[9]。按《元典章》所谓“周亲”,亦即《元史》中的“期亲”(周、期同义),指服丧一年的齐衰之亲。这条材料讲的是对别居亲属之间盗窃行为的处罚(同居者共财,无所谓盗)。据《元典章》文义,这类犯罪行为可分四种:一,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二,尊长于卑幼家强盗;三,卑幼于尊长家窃盗;四,卑幼于尊长家强盗。一、二、三种犯罪,均根据亲属服制关系远近,分别比照凡人同类犯罪减刑一至三等。第四种情况,因为是卑幼强盗,出于保护尊长的角度,不再减刑,即以凡人犯罪论处。相反第二种情况是尊长强盗,仍然减刑。这是唐律以来中国古代法典“以礼入律”的表现之一。《元史》笼统说“强盗者准凡盗论”,并不确切,前面应当加上“卑幼于尊长家”的修饰语。另外校点本《元史》在标点这一段时,将“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与“若强盗”断开,后者紧接“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也是错误的。“若强盗”的主语同样是“别居尊长”,故应紧接前句,而与后句断开。“若”在这里是并列连词,并非“如果”之义。
  《唐律疏议》卷二○《贼盗·盗缌麻小功财物》:“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以下的“疏议”解释说:此条只适用于“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三种情况。如果是“卑幼于尊长家强盗”,则要按照同书卷一九《贼盗·恐喝取人财物》的规定,“同于凡人家强盗得罪”。[10]《大明律》卷一八之四《刑律一·亲属相盗》:“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减等之法比唐、元两朝更复杂,量刑也更轻。但紧接着又说:“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上述材料可以作为我们校正《元史》错误的旁证。

  6.《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禁令》(2680页):

诸章服,惟蒙古人及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谓龙,五爪二角者。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服色·贵贱服色等第》:

  延祐二年二月,钦奉圣旨,谕内外百官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朕临宝御,励志俭勤,思与普天同臻至治。……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原注:龙谓五爪二角者)。……”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都有相同的记载。这条材料讲得很明白,所定服色等地,是针对汉族等被统治民族成员和一般官员的,蒙古人和怯薛成员(亦即“宿卫之士”)不受有关规定限制。但所谓“不在禁限”有一个补充规定,即“惟不许服龙凤文”。《元史·刑法志》改写不当,给人的印象是只有蒙古人和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其他人都可以服龙凤文,大谬。校正时只要将“惟”字的位置改动一下即可:“蒙古人及宿卫之士,惟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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