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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裴注研究

 

  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注释渐渐多了起来。延笃着有《史记音义》,服虔着有《汉书音训》,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对此,不论南北,都有人响应。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旧式的、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以往对裴注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优劣评价或静态描述,很少从变化的角度讨论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

一、汉末魏晋时期对《汉书》的注释 

  汉末魏晋时期不少人对史书加以注释。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国志》注 

  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沉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4]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5]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就“补其阙”而言,裴注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学、正始玄风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变化在《三国志》中也都记载不多。若无裴松之的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远远达不到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6]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7]《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8]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9]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

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10]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11]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12]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13]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14]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15]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16]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传》云‘?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大致说来,从两汉之际到东晋,先是在经学领域,而后又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追求简略的风气。而一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为了说明风气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东汉至东晋的情形。
  《论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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