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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1958-1961 年的大跃进饥荒,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人命损失最惨重的灾难。这场灾难源自大跃进和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当时中国官方把 1959-1961 年的灾难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这种论调渐不复闻。现在,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这场饥荒是中国遭逢的最惨烈的政治悲剧之一。

修正主义史观否定官方称饥荒是天灾的谎言,而将之归咎毛泽东,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有其不妥当之处。毛泽东和他位居中国党政高层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上最大责任,不过,无庸置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毛泽东和乌克兰饥荒时期的斯大林不同,他没有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百姓饿死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单单指摘毛泽东会阻碍我们反思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这是因为大跃进是多面相的事件,必须以多重视野、从不同层面来反思,这点作者曾于另文提出。

跟近年经济学者的研究不同,本文焦点在于饥荒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对农村制度转变的长期影响。许多中外著作都把重点集中于高层政治斗争,特别是围绕 1959 年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庐山会议,但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导致中国各省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各异的深层结构动态。在此分析中,我单独举出公共食堂来讨论,因为它不但是引起并加剧饥馑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大跃进激进主义的显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数据深入探讨参与公共食堂的模式,并指出这些模式反映了在高度压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中,一种我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除此以外,本文亦会探讨这场缘于政治的饥荒对农民和干部态度倾向的冲击,以及对其后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场改革促成了后毛时代公社的解体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二 公共食堂、共有地的悲剧和饥荒

1957 年末,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推行大跃进运动,扬言要超英赶美。在农村政策方面,毛泽东依旧偏爱大规模农村组织单位。表面看来,这种制度转变背后所依据的是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这个字眼)的逻辑。一方面,大型农村机构能更有效动员农民和承担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其它工程;另一方面,是藉此制度转变在成员众多的单位中推行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在 1958 年出现,是响应毛泽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 1958 年年中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到了 8 月初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为名后,全国公社数目激增。 1958 年 10 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已完成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中国农村办了 26,500 个大型公社,有 99.1% 的农户参与,每一公社平均有 4,756 户。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是废除私有产权。土地、耕畜和农具统统收归集体,公社成员集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许多地方取消了合作化初期的评工记分制,代之以社员均分收成。如刘民权所说的:「一时间,大约 60-70 % ,某些地方高达 80% 的集体收入是按需分配。」加上农户不能退社,大大损害农民参加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公共食堂体现了公社的精神和生活,是大跃进狂热的缩影。当局鼓励社员到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在家举炊。 19 58 年秋,超过 265 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 1958 年 10 月,估计有 70-90% 的农村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到了 1959 年末,仍有接近 72.6% 的农民在食堂吃饭。然而,要强调一点,中央领导没有指示各地必须办公共食堂。事实上,中国土地辽阔,地理情况千差万别,中国领导层有见于此,一般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地方领导应当按照地方情况调整中央指示。因此,地方当局是有一定自主空间的,不过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拂逆大潮流就要抗衡极大的政治压力。无论如何,各地公共食堂推行的情况差异相当大。办食堂也不等于一定会引起饥馑和导致民众饿死。事实上,要是公共食堂在粮荒时期能采取适当措施,强制社员均分有限的粮食,就可以减低爆发大饥荒的危险。

然而,公共食堂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由于广泛实行供给制。统计制度停摆、浮夸风和压制批评声音制造了粮食充足的假象,彷佛中国已摆脱了土地对粮食产量的限制。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此一做法符合共产主义构想中物质不虞匮乏和人人平等的理想。这种受柯庆施、陶铸和其它领导人赞扬的供给制不久就席卷全国。

公共食堂供应免费粮食的体制,剥夺了农民对食物的支配。在人民公社中,食物跟土地、农具一样被视为公有财产。在免费供给的原则下,一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公社,他就不愁没有饭吃,甚至连过路的人也被邀吃免费饭。然而,粮食供应不是无止境的,事实上社员在竞相消耗粮食,情况就如牧民驱羊群到一块共有牧地上放牧,很自然,每个农民都不顾后果地放开肚皮吃,这种情况被称为共有地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农民是否知道缺粮,上述情况依然不会改变。因此这种制度是在促使理性的农民过度消耗,导致不理性的集体行为。跟其它公有财产一样,人民公社集体消耗粮食面临着严重的集体行动问题。理论上,社员可以监督其它社员的消耗行为,但实际上很难界定何为过度消耗,要杜绝就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以外, 1958 年深秋,许多公社不再把口粮分配到户。本来农户如果不满其它人的消耗行为,可以自己回家做饭,精打细算,节约粮食,但现在连这种权利都被剥夺,到食堂吃饭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食堂和供给制事实上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锁困在过度消耗和浪费食物的境地,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

要是有其它可行的选择,或许不至沦落到如斯绝境。近期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应付集体行动问题的方法。但正如下一节将谈到的那样,在中国集体化运动中实行这些方法,要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

由于事实上粮食供应有限,政府又大量征购供城市和出口之用,粮食供应更形短绌。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更加速了粮食消耗,成为引发饥馑的重要制度原因。虽然公共食堂不是导致死亡的唯一机制,其它因素如过量劳动、忽视医疗等同样重要,但是,公共食堂和它体现的激进主义是大跃进政治极端思想的代表。我们应以此来理解公共食堂和大跃进饥荒的关系。

一如我们之前讨论集体行动问题时所推论那样,实行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后不久,过度消耗的情况开始出现。有些公社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吃掉三个月的口粮。每一公社的粮食供应有限,过度消耗很快就导致缺粮。同时,因为当时强调自力更生,外来赈济极其有限,所以除非在一定时间内关闭食堂或大幅缩减规模,否则缺粮最终将引致公社发生饥荒。除此以外,粮食日渐减少和有其它福利存在,使社员无心参与公社生产劳动,这也不利于扭转形势。一个生产队队长说:「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也是不出工。」结果,土地拋荒,一片破落萧条。 1959 年春,至少十个省有部分地区出现饥荒。不过,在 1959 年年中,本来还来得及避免饥荒演变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 1958 年丰收,可稍作纾缓之效, 1959 年又实行了一些调整措施,而且公社存在的时间尚短,公共食堂也尚未全面推行(当时许多已缩减规模)。很不幸, 1959 年庐山会议提出「再跃进」,进一步把公共食堂办上去,使得农村灾情恶化,造成 1960 年人命损失达千万之巨。

至此我们已讨论过公共食堂、粮食过度消耗和饥荒的关系,为了支持上述论点,我们援用各省数据,并以省为范围来分析公共食堂和饥荒的关系。上文论述到公共食堂造成共有地的悲剧,根据这一论点,我们可以推断在 1959 年末,越多人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省份,在饥荒最严重的一年── 1960 年灾情将更严重。透过 1959 年公共食堂参与率和 1960 年各省死亡率的关系来验证,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我们透过回归分析证明这两个变量呈正比。把两个变量加载,调整后 R2 等于 0.2595 ( N=25 ,系数 =0.5968 ,标准误差 =0.1946 , p=0.005 )。

三 政治诱因、集体行动和惨剧

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这带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甚么有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热衷于推行这种贻祸无穷的制度?是甚么政治诱因促使有些地方实行别的地方没有实行的公共食堂和其它大跃进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大跃进期间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质。大多数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都会同意,党国政治是革命后中国政权最显著的特色,而毛泽东在塑造共产党的形态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因此成为党国层级顶峰的领导人。在权力高层,共产党或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层级下方是无数省和地方的党政官僚,以及工厂和农村的积极份子。在这样一个层级内,从政者想步步高升或趋吉避凶就只有紧跟领导人的意旨,并要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出色。连串政治运动把这套规则牢牢印在人们的脑袋中。

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十年,毛泽东密切参与制订农业政策。每当毛的政策倾向在制度中有迹可寻,欲在仕途扶摇直上者无不揣摩毛的意图执行之,更往往把政策极端化以讨好毛。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异常严厉地压制异见,而且清晰地告诉人们,追随毛的意旨大有利于其政治前途。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平等理想的执着,为大多数干部提供了行动的指引。因此,无怪乎当毛偏好更大的农村集体时,下层便一呼百诺。各地争相突出政治积极性,而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就是很多地方热衷推行的制度「革新」,以表示他们拥护农业激进主义,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1958-1959 年冬天,灾难初见端倪,一些地方出现了饥馑。此时人们对公共食堂的热情也减退了,有些地方受 1 959 年春毛泽东自己的调整措施影响,甚至关闭了食堂。但是, 1959 年年中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出人意料的冲突,使调整的大势顿时逆转。来势汹汹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意在撵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心存疑虑的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中央号召继续跃进,全国干部无不看风转舵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积极。如戈尔茨坦( Avery Goldstein) 指出:「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对那些曾质疑大跃进,或参与 1959 年初的温和整顿的人来说,是鼓足干劲热烈支持恢复跃进,以消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因为公共食堂被视为人民公社的精髓,全国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在公社新办或重开食堂。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000 个,约四亿人在食堂吃饭,占公社总人数的 72.6% ,即每一食堂供应稍多于一千人的伙食。

如上所述,毛泽东位处中国层级制度的顶峰,在此制度中,干部的政治诱因是致使人民公社化运动激进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1958 年秋及 1959 年办公共食堂和施行粮食供给制。在探讨各地参与公共食堂的差异之前,值得花点笔墨谈一下争相激进化的政治发展,这可能加剧上一节提到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团体大小具有关键的影响。假设同是实行供给制,人数少的公社比人数多的更可能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和减缓过度消耗。如果地方干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过度消耗、避免造成共有地的悲剧,那么他们应该做的是缩减食堂规模。但当时各地竞相办大型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取悦毛泽东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只是幻想),在这种环境下权衡政治得失,他们是不会选择缩减食堂规模的。

也有学者指出团体规范和规则对于节制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而意识形态有时被视为降低执行成本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大跃进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鼓励粮食和其它必需品按需分配,由此助长了消耗,并使集体行动的问题更形严重。同样地,订立规范和规则让人们依循,可以纾缓他们的苦困,在太平岁月里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干部面对强大政治诱因的情况下则难以出现。干部如果想订立规则,就必须公布缺粮的事实或发出行将断粮的警告,这在其它人竞相夸大粮食产量的情况下,无疑是政治自杀。更糟的是,国家根据夸张失实的粮食产量报告提高粮食征购,更令饥馑发生时难以从外地输入粮食赈灾。简言之,政治诱因不但触发了办大型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比赛,令食堂内的集体行动问题更趋严重,而且使受灾地区更难取得外地救济。

四 地区差异与省领导层的差异

虽然办公共食堂是政治上大势所趋,但它在 1959 年末以前并不是由中央明令实施的。地方领导要是敢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是可以不必办食堂的。以公共食堂参与率的差别来判定各省政治激进度的高低,可让我们详尽探讨前文陈述的政治逻辑。我们对公共食堂参与率的界定,是一省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农村人口的百分率。 1959 年年底有数字可依,比率差异不等,超过 90% 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安徽;低于 50% 的则有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青海、山东、甘肃。我们从取样中排除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原因是它们高度都市化而且得到特别照顾。以上文的政治诱因说来推论,一省领导层的差异对该省的政治激进度有很大影响。除此以外,一省激进主义的模式也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以及所谓的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密切相关。

对大跃进这段动荡历史稍有认识的读者,很快就看得出公共食堂参与率最高的七个省,要不受到当时四个最狂热的地方领导人的影响,要不刚经历政治清洗。湖南属于后者(清洗),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在庐山会议期间支持彭德怀而被撤职。因此,以张平化( 1959 年 9 月上任)为首的新省领导层受到压力,急于显示他们对激进政策的政治热情。到了 1959 年 9 月 30 日,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订立整社计划,提出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整社计划下,饥肠辘辘的农民白天劳动,晚上还得参加整社会议。党中央赞扬湖南的计划,呼吁各省仿行。

其余六省则是受到当年四个狂热地方领导人的影响。掌管上海的是大跃进的头号钻营之辈──柯庆施,他是最着力提倡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人。在安徽和河南,曾希圣和吴芝圃两人热烈支持大跃进,他们压制那些对公社存疑的人。那些把劳动力和生产责任分到各户的人,遭到吴芝圃报复。耿起昌和王慧智这些下级干部,因为曾推动改善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而在全省各地举行的会议上被猛烈抨击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在西南地区毗邻接壤。曾在 1959 年春封锁中央调整政策消息的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庐山会议冲突后,李井泉更着力推行大跃进式政策,他也大力从四川把粮食上缴中央(单在 1960 年就外调 250 万吨)。当其它省份把生产小队作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时,四川领导层则坚持生产大队核算,并要求地方准备过渡到公社核算。甚至当中央下令恢复农民自留地时,四川领导层决定「不必再恢复自留地」。除此以外,当有些省开始废除公共食堂时,李井泉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坚持保留,因而令四川饥荒更加恶化。在此情况下,加上受到强大政治压力,云南和贵州领导人竭力赶上四川。比如在大跃进初期,贵州省领导层本来是以审慎保守的态度看待激进政策的,但庐山会议后,贵州领导层或许为了弥补之前不够积极而致力大办公共食堂。 1960 年 2 月 24 日,贵州省委一份报告决定办更大的食堂(至少扩大一倍),并取消自留地,将之转交给食堂。后一项措施有效地断绝了农民私有口粮的来源,迫使他们参加公共食堂。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贵州的计划,敦促全国学贵州。

五 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大跃进期间弥漫着一股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加上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使我们提出两个假设。第一,有见于当时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我们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为着赶超开发度高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政策(如公共食堂)。假设一:一省对办公共食堂的热心程度跟该省的经济水平呈反比。第二,根据戈尔茨坦所说的高压政治结构和趋炎附势式政治心态对行政的影响,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的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使下级官僚争相以「比革命导师更革命」的姿态向中央表忠输诚。因此,在渴望加官晋爵的下级官员中,那些快将入党的人比那些已经入党、拥有良好政治资格的人更热切。推而论之,我们认为那些党员少的地区(以人均基础计算)比党员多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措施。这种情况更被另一事实加强,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时,那些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更可能由非本地人管治,这使得本地人更急于表现他们的忠诚和革命热情。因而,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一般比革命血统纯正的老根据地更可能趋于激进。

假设二:一省的「激进度」和该省的党员密度呈反比。换言之,一省的党员密度越低,则该省更可能采取办公共食堂之类的激进计划。排除了西藏(因子据缺乏)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心城市,我们以下列公式作估计:公共食堂参与率 = a + a1log (党员密度) + a2log (经济水平) + e 。所得结果证实上述假设。调整后的 R2 ( 0.4109 )显示结合两个变量解释了超过 41% 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差异。简言之,当共产党党员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公共食堂参与率则剧降。有趣的是,若细心观察数据分布,便会发现山西和河北这两个接近北京的省份偏离这种普遍模式,属于统计上的例外。我们若从样本中排除河北和山西,然后重新计算上述回归,那么调整后的 R2 显著上升至 0.67 。总括来说,统计分析证实了我们关于政治诱因影响公共食堂推行的假设。除此以外,它令我们更了解甚么类型的干部更易受政治动机左右。

我以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作为上述论题的另一计算单位,一省的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可以定义为饥荒前死亡率和大跃进时期最高死亡率的增幅的百分比。为尽量减少各年间波动对准确度的影响,我们以 1956-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作为跃进前死亡率的基准单位。因此,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 1959 至 1961 年的最高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平均死亡率。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数据由最低山西的 18.33% 至最大安徽的 474.86% 不等。根据我关于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和经济水平的影响的假设,我们可以推断:( 1 )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呈反比;( 2 )饥荒前一省经济水平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也呈反比。以后一种情况来说,经济水平低的省更易发生饥馑。理论上,贫穷省份是可以靠别的地方接济纾困,但即使有这种接济,也不足以推翻以上假设,因为大跃进强调自力更生,因此,除了主要中心城市外,大多数省份必须独力应付饥荒。

我们计算的公式如下: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a + a1log (党员密度) + a2log (经济水平) + e 。

我们用相对饥荒严重程度来代替公共食堂参与率,然后再作统计分析,发现两个变量都呈负值,但只有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关系证明有统计意义。这一发现表示出大跃进饥荒是缘于政治而非天灾,即高层领导人首先推行拙劣的政策,在此情况下,潜藏在政治制度的政治诱因结构影响了推行公共食堂和其它激进政策的力度,导致各省饥荒灾情各异。
六 饥荒和农村改革

虽然我们要记取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同样重要的是检讨它对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将指出,这场饥荒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公社最终瓦解的根本原因。 1960 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从饥荒中幡然醒悟。农民和基层干部亲尝盲目投入公社的恶果。要是说农民对大型农村组织萌生过甚么憧憬,这种憧憬也在大跃进中粉碎了,他们也因此质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政府施行的各种政策。大跃进时期的风云人物谭震林在视察河南时,就注意到民众对党的原则和政策有怀疑,认为后果堪虞。 1961 年 8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受大跃进严重破坏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秘书胡乔木也在 1961 年 4 月向毛泽东提交报告,说:「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面对中国农村这种凄风惨雨的境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农民和地方干部趁着政治气氛稍宽松,悄悄推行单干,包产到户很快发展起来。 1961 年 8 月,中央农业工作部经调查后总结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个省、市和自治区都有发现。农民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土地还家」的措施很雀跃。在一些地方,集体生产中断,干部积弱,以致集体农业生产难以恢复。根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在 1962 年夏天,农户总数中有 30% 在各种名堂下搞了单干。尽管不久即被中共禁止,但农民仍然对挽救了他们性命的包产到户怀缅不已。事实上,在整个 60-70 年代,当年受饥荒打击越严重的省份,就越不愿意采取集体主义的农村政策和体制(如生产大队核算)。

大跃进饥荒不仅彻底改变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信念,而且也导致高层官员在农业政策上产生分歧。饥荒过后,参与制订农业政策的高层官员,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和陈云倾向支持包产到户。相反,一群包括陈伯达和柯庆施在内、主要以城市利益着眼的领导人,形成另一集团,主张取消单干、恢复集体经济。促使这一分歧出现和持续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立场暧昧。一方面,毛虽在 1962 年支持禁止包产到户,但在大跃进惨痛失败的阴影下,毛在其余生里,把他希望向土地平等体制过渡的立场作温和调整,也不再要求地方官员推行生产大队和公社核算。 70 年代陈永贵曾向毛建议全国推行大队核算,但毛未积极支持。

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分歧一直持续到毛去世之后。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高层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分歧又再浮现。中国领导层分成两派阵营。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华国峰和支持他的陈永贵、纪登奎属于温和农业激进主义的一派;邓小平和陈云则支持稳健派。 1977 年开始,稳健政策和激进政策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上交锋,争夺发言位置,使中国农村政策给人一个摇摆不定的印象。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争论,在严密的政治制度中打开缺口,并为发挥地方积极性造就了机会。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在某些地方,农民和地方干部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实行农业包产到户。正如从本文采取的理论架构推断,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大跃进时期受灾最严重的省份,特别是安徽和四川。在本质上,大跃进饥荒奠下了触发农村体制转变的架构,促成了公社制度的瓦解。

七 结 论

从这项公共食堂参与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研究看到,大跃进饥荒不但反映了高层领导人的角色,也凸显了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结构因素。下级官僚为了突出表现自己,往往过火地推行中央的政策。但在实行激进政策时,各省是有规律可寻的差异。我们作了与一般人直觉相反的假设,即那些共产党员较少和被共产党占领较晚的省份所推行的措施更激烈,因而在由此引致的饥荒中受害更深,这项假设得到统计分析的支持。大跃进饥荒反过来把人们从农业激进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下思想和政制的基础。物极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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