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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上)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时代。遣憾的是,这一指向现代文化目标的伟大尝试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因而由主流进入边缘,又由边缘成为地底的潜流。这一过程使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每当念及就惭愧得无地自容。因为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流变的历史,一种诘问无法回避:当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承载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究竟哪里去了?他们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影响着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人的整体认识和估价。值得欣慰的是,只要穿越种种屏障回到7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人们就不难看到,当五四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些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虽然面对着大面积的背叛而势单力薄,却进行过艰难的守护和抵抗。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几件大事,比如:鲁迅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论争;胡适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狭隘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两个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些大事在新文化运动史上的意义被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到,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不同的战场上为保卫新文化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当五四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们被迫进行一场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正是鲁迅打响了奋起抵抗的第一枪。


五四新文化的危机首先来自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存在着矛盾。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是不一致的。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位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本土的传统遗产。而且,作为一个志在行动的革命鼓动家和组织者,他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纲领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就不能不在思想和言论上迎合大众所承载的传统。
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也看重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却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时,人们往往更多地注目于文化界的保守派,但是,只要认真面对历史,就应该承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林琴南或梁漱溟,而是来自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尺度,新文化的意识核心是人,其努力目标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是民族和国家,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核心不仅没有兴趣,而且竭力抵制。特别是对个人自由,他的态度可谓深恶痛绝。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所以不必再争取个人自由。他说:“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讲和训话中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补课,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反传统以铲除几千年专制政体的文化根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儒学传统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中国的政治传统,因而在呼唤科学的同时呼唤民主、自由和人权。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竭力批判旧道德,因为正是它以强大的力量扭曲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制造着一具具僵尸。孙中山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5]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只是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这些思想却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随着革命高潮的掀起,孙中山的思想家喻户晓,并直接影响着一代青年不自觉地背离新文化。
同时,重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显然受到了鲍罗廷等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日益背道而驰。
因此,1927年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后果非常复杂。对于北伐的胜利,任何否定都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新政权的建立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是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回潮和复辟。因为伴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的不是现代民主政体,而是一党专政的非现代政体。为了巩固其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国民党不得不努力强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新政权不是努力发展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扬与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旧传统。
也许,1927年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回潮与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和民族主义倾向不无关系。大概无须进行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蒋介石象孙中山一样支持五四学生运动,却对新文化运动不感兴趣。原因非常简单,五四学生运动可以被轻易地引向某种统治需要,而新文化运动却与一切旨在统治的需要冲突甚多。作为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蒋介石反复强调的是国民的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曾国藩的真诚崇拜者,他信奉儒家传统,心仪宋明理学。因此,他一直埋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赞成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西化态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盲目崇拜西方而丢失了民族的自信,认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使青年背离传统、反抗权威,张扬个性,不讲纪律,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蒋介石是从根本上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他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6]因为这种认识,他一生中都无心推动新文化而有志弘扬旧传统。
在没有获得统治权的时候,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破坏偶像、反对权威、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尚能部分容忍,然而,当他们通过军事手段获得统治权之后,就难以容忍并要严加防范了。在20世纪的中国,一切在骨子里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力量都对五四新文化抱有警惕,因而总是努力消灭它,或者巧妙地改写它。新政权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非现代统治秩序,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传统道德整合人们的精神,并且梦想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思想和舆论的一致,而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理想。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新政权建立之后很快对教育部门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比如,不再拖欠薪水,提高教师工资,使大学教授的实际生活收入随着币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而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伴随着物质生活待遇的提高同时出现的却是自由空间的萎缩。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够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体制枷锁,却曾经试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而对其思想和言论进行限制,并且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的私货,使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党派的利益服务。
为了新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制造舆论,在全社会强化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利用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等方式运动群众,大造声势。党的宣传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和不容质疑的东西。在党的控制之下,报刊受到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急剧萎缩。二、实行党化教育,强行灌输某种思想和主义。机关学校都要做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三民主义成了不容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没有写进宪法要求国民必须坚持,却借觉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行灌输,在公立的学校中培养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三、努力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弘扬旧传统,重振旧道德。中央宣传部长亲自撰文,要“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风气”,并且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7]
这一切,不能不使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


正当国民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鲁迅来到广州。他在北京受到压迫,在厦门受到排挤,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却受到热烈欢迎,不仅文化教育界热烈欢迎,而且国民党要员纷纷拜访和宴请,可谓热闹非常。这种情况极易使人产生好感并因之产生更多的认同。这对鲁迅不能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并对革命抱有热望。但是,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成为国民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因为他毕竟不是那些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青年,更重要的是,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思想文化是他不能认同的。虽然鲁迅对孙中山一直怀有敬重之情,但是,他们之间在思想上距离甚远。鲁迅从来没有正面批判过孙中山的思想,也没有直接与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对立,但是,从他到广州之后的言行考察,便不难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首先,仍然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无声的中国》中,他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字,认为正是它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在革命的广州,人们都熟悉孙中山的“一盘散沙”论,但是,对于这“一盘散沙”的形成,鲁迅的解释却完全不合于孙氏学说。孙中山认为是自由太多导致了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鲁迅却认为原因在于“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而且,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直到今天,包括《鲁迅全集》的注释,都注明所谓“特别国情”是袁世凯的论调,其实,特别国情论也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论调。鲁迅却继续坚持对特别国情论的攻击,并且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其次,没有迎合广州的革命口号,没有唱革命的高调,更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既是名人,他不能不参加各种活动,不能不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他却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甚至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他对革命口号和革命桂冠的确不感兴趣,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革命,而且害怕革命。这一切都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广州作为革命的中心,正依靠狂热情绪进行着革命的动员。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现在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8]
其三,在当时的广州,那些穿上了军装或挎上了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革命文学”,鲁迅对此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而是常常泼一点冷水。鲁迅反复讲的却仍然是文艺自身的特性,是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甚至断定革命的时代是没有文学的。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9]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以独裁代替民主,以专制压制自由,以群体压抑个体,以所谓革命的主义代替自由的思想,这一切是一个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的人所能容忍的吗?考察当时鲁迅的言论,可谓谨慎非常。但是,精神立场却不难发现。他的确看了很多,也感触甚多。比如,在K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如此情况下,谈什么思想自由?谈什么文学建设?鲁迅对思想禁锢当然不能认同,因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让人失掉思想的自由。在革命的广州,鲁迅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自由权利。
他曾经这样叙述过自己的遭遇:“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10]在革命的广州,一切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所以文学“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11]对此,鲁迅曾经形象地描述道:“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在这种唯“革命文学”独尊的文化氛围中,鲁迅看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语录虽然是常见的标语,但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2]刊物既然被主人翁看管,新闻出版的自由当然难以出现。
在革命之前,鲁迅自己有一种解释: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文学的。他大概也同样认为,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自由思想的。但革命成功之后呢?鲁迅看见了,也经历过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燕京大学演讲,开头就说:“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就是反动……”[13]至于革命之后的文化走向,则是“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时”[14]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重大的收获还在于他又一次看清了中国的革命,原来不过如此:“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5]这显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希望的结果。鲁迅曾经为参加革命的青年而痛苦,甚至怀疑自己参与了制作“醉虾”的勾当,然而,现实也使他更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家:“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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