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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中国雅文化兴衰的表征

昆曲最初名为昆山腔,通常认为,昆山腔是元末明初之际(14世纪中叶)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的地方声腔。所谓“明代四大声腔”,是指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以及起源于江苏的昆山腔。四大声腔都属南戏系统,在元杂剧盛极一时的年代,发源于两宋之间的南戏并未消歇。入明之后,南戏重新崛起,因南方各地语言的差异而衍生出多种声腔,昆腔和弋腔尤为时人激赏。

  承续诗乐一体的传统

  昆山腔原来大约只流行于苏州昆山一带,既是昆曲最初的称谓,也是后来传遍全国的昆曲之基础。要让地域性很强的昆山腔变成可流布全国的昆曲,最主要的障碍是如何解决“北曲南唱”这一难题,即如何用昆山腔的腔调唱北曲。元代北曲形成了严谨的规范,是北方语言的音乐化表达。嘉靖年间,昆山文人魏良辅遵从北曲格律,将北曲与南方语音的声调融为一体,细细打磨,形成了一种新的曲调,世称“昆曲”。因其细腻优雅,被称为“水磨调”。我们今天很难了解昆山腔原初的形态,昆山腔堪称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声腔,却几乎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足以认定它形成于何时;更没有可资征信的材料,令后人知晓它的形态与音乐特征。至于地方化的昆山腔到遍及全国的昆曲的演变,我们大致只能说,它是魏良辅这位明朝杰出的音乐家对昆山腔细加打磨的结果。

  昆曲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诗乐一体的艺术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诗经》直到宋词,中国诗歌一直是入乐的,强调要有吟唱时的音乐美感。能否做到“声情并茂”,始终是评价诗歌的重要指标之一,可见文辞与音乐的关系备受重视。元杂剧对中国文化传统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它是用诗乐一体的形式书写的、能叙述一个完整故事的长篇文学作品。但直到元杂剧没落、传奇兴起的时代,这个诗乐一体的传统,仍主要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语言为基础,其声韵格律的规范概出于此,所谓“声情并茂”中的“声”,指的是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杂剧唱词与北曲音乐旋律的高度和谐。

  进入明代以后,这一现象因昆曲的出现,有了新的重大变化,以南方语音书写的文章成功地进入中国诗文的脉络。声腔是音乐与文辞的统一体,但在不同声腔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乐,而是文。各声腔系统的差异,根本上是语音的差异,都是为了让音乐的旋律切合语言的声韵,方言的声韵是不同声腔的基础,此即戏曲音乐“以文化乐”、“因字行腔”的原则。唐宋以来沿袭的曲牌,在旋律上虽大致固定,但南方的语音声韵异于北方,因此用南方语音演唱时,曲调须随之变化,能在现成的曲调基础上将规范化的北曲打磨得切合南方语音,并非易事。魏良辅则做到了这一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尤其是以南方语音为基础的北曲演唱更宜于表达雅致的文人情趣,由此,昆山腔的影响日益扩大。

  昆山人梁辰鱼,是第一个将唱曲的昆腔用于唱戏的文人,他编写了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传奇剧本《浣纱记》,拉开了此后六百多年昆曲享誉天下的序幕。《浣纱记》对昆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是第一部成功的可用昆曲演唱的剧本,更在于它的文学体裁不是杂剧而是南戏传奇。它昭示了文人与戏剧结合的新的可能性,在大量文人投身于元杂剧的创作后,《浣纱记》用文辞与音乐的完美结合,提升了南戏传奇的文学地位,它的上演扩大了昆曲的影响,令文人学士竞相创作用昆腔演唱的传奇,造就了昆曲的繁荣。汤显祖的惊世杰作《牡丹亭》更强化了传奇的价值,让这种此前不太为文人所关注的文体,一跃进入文学的最高殿堂。此后,昆曲成为文人创作的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昆曲在音乐及表演艺术上的水平也渐渐提升。

  凝聚雅文化的成熟元素

  在其发育和传播的几百年里,昆曲逐渐凝聚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尤其是凝聚了代表文人审美趣味的艺术精神,发展为雅文化的集中代表。昆曲几乎包含了中国雅文化所有成熟的元素,如雅文化所推崇的文学表达、体现了雅文化之精神的音乐形态,以及涵蕴着雅文化气质的精致、细腻且含蓄的表演。

  昆曲既代表了中国戏剧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舞台表演艺术的高峰。它既是一种繁复的大型叙事文体,又是一种演唱方法、一个声腔系统,还最大限度地吸纳和接续了中国的古典舞蹈传统。如果说明清之际的雅文化范畴内,文学并不只有传奇,杂剧依然兴盛,诗和词更保持了稳健的势头,音乐并不只有昆曲,古琴还是文人雅事,那么,因宋代废教坊而几乎中断的古典舞蹈,几乎只能依赖昆曲传承,在这个意义上,昆曲在中国舞蹈史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它在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重要性,无怪乎晚近中国的舞蹈艺术家重建古典舞蹈的努力,只能通过昆曲的表演入手。

  昆曲全方位地建构了近代以来中国雅文化的典范。昆曲的传承与其他剧种发展传承的历程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它由文人而非艺人为主导,无论民国初年的北方昆曲还是南方的苏州昆曲传习所,决定其艺术与精神导向的都是文人阶层。昆曲的这一历史文化定位,决定了昆曲的生存、发展与传播。文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在古典艺术时代,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文化价值建构的权力,那些基于或切合其特有趣味的艺术样式或表现手法,更有机会得到张扬、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据明显的优势位置。而这一文化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其他阶层产生影响。从明中叶到清代,并不见得为普通民众喜好的昆腔,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昆曲在戏剧领域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各地方声腔的剧种与演员,无不以昆曲的表演为范本和艺术水平的标尺。即使昆曲后来在演出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也未妨碍其广泛传播,更未影响其作为雅文化的代表受到文人普遍的崇敬。

  因此,近代昆曲的衰落,实因雅文化的衰落。当文人阶层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古典文化的价值衰落时,昆曲的衰落实为文化的必然。在雅文化的崇高地位摇摇欲坠的时代,昆曲的命运可想而知。至于1956年昆曲《十五贯》的轰动,实在算不上是昆曲的成就,在文学和音乐这两个最核心的层面上,《十五贯》远远达不到昆曲最起码的要求。这是文明的悲剧,却是历史的无奈。

  昆曲的复杂命运,典型地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与当代境遇,昆曲是一个象征,它的兴衰沉浮,就是中华雅文化的兴衰沉浮。如今,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昆曲的保护和继承的声音渐渐为社会普遍接受,而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不仅关涉多元文化背景下后发达国家本土艺术的生存发展之道,更关涉雅文化的存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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