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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

【摘 要】发展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国家战略,执政党和政府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主体;执政文化是文化软实力的主体要素和动力源泉;加强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和有效途径。

  【关键 词】执政文化;文化软实力;主体

  软实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开始关注的一个有关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概念,要求提升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任务。发展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国家战略,执政者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主体,执政文化是文化软实力的主体要素和动力源泉,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和有效途径。

  一、 执政党和政府是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主体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明确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主体,这不仅因为它关乎文化建设的责任、合力和成效,而且还因为现实中人们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主体定位存在较大分歧,或定位为执政党和政府,或定责为“民众”,如有学者说:“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始终是知识界、文化界,而不是政府。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奖励创造性的精神劳动。”[1]直言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知识界、文化界”,亦即“民众”,而不是政府。不仅如此,甚至有文化官员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应‘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同样得出了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民众而不是党和政府的结论。其理由是“要提升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应该采用‘官民并举,以民为主’,主要的是要推动企业走向国际。”[2]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推动企业走向国际,让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文化软实力应当“官民并举,以民为主”,但是,如果由此得出“提升国家软实力应‘官民并举,以民为主’”的总体结论,就显得偏颇,结果会导致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不全甚至使最重要的主体缺位,责任不清,还会误导人们片面认识文化软实力,只重视物质文化建设或文化产业发展,轻视甚至忽视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些人对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定位不当,缘于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的把握以及对文化形式的认识,或是将两者混淆。因此,明确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主体,需要正确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属性。

  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凸显了执政党和政府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主体。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把软实力界定为以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制度安排、发展模式、外交政策、国际机制和生活方式等为基础所形成的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软权力)取决于其文化的魅力、国内政治和社会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其外交政策的风格与实质。”[3]虽然没有运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但是,从其对软实力内涵的分析看,突出了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昭示了软实力中的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个崭新的概念,并要求从文化价值、文化品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等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质上已经揭示了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要素和文化功能的综合体现,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核心价值、文化精华、制度体系、外交政策、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引领力、凝聚力、同化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上述可见,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制度安排、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等,以上核心要素是由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倡导、安排和推行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执政党和政府以及全体民众,其中,执政党和政府起主导作用,知识界、文化界是在政府的领导下承担文化的建设工作。政府不能仅仅只“营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奖励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而要明确自己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主体地位,主导国家文化建设。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增强领导文化建设本领。”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

  文化软实力的属性同样彰显了执政党和政府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主体地位。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表现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力和凝聚力、公益文化事业的影响力、文化产业的贡献率和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明确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强调做到“三个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发展公益文化事业,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虽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三大任务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并且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力量,但是,“三个必须”显然深刻揭示了文化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属性是价值观和精神,它需要由党和政府来主导,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党的执政文化是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要素

  文化是一种多要素凝练的复合现象,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显然主要指狭义文化,正如《决定》中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公益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都是精神领域的文化内容,并构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素,而在这多样性文化要素中,始终有一种主体要素或核心要素主导着国家文化的发展,这就是执政党的执政文化,无容置疑,执政文化构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要素。

  首先,执政文化是政党政治社会的主流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认为,“文化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给予我们自身同一性,并从芸芸众生中理出秩序。”[4]这种赋予“生活以意义”,塑造着“自身同一性”的文化是哪类文化?历史上的政治学家们都沿着文化学路径去探究,发现了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效能以及对人们生活意义的影响,阿尔蒙德把它指称为政治文化,并认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思想、信仰和感情即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政治行为发挥着导向作用。进入政党政治社会以后,政治文化的主导作用和自身发展受到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即政党的影响,政党不仅执掌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同时主导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的政党将其思想理论、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制度规范等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政治社会化,变成执政系统乃至全社会的政治思想、观念、态度、价值观和习惯等,成为政党政治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得到学界所认同的执政文化。

  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体系和执政过程中的思想、组织、制度和行为等规范及其观念化的意识、信仰、态度和情感的综合,是政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形成的表征执政理念、意义、秩序和规律的文化成果,是推进执政系统运行、规范执政主体行为、引导政治共同体活动的指南。执政文化由文化规范和文化观念所构成,文化规范是执政党的执政思想、理论、方略、组织、制度、方式等规范的确立并被民众所认同,文化观念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对执政党支持的态度,信赖拥护的情感,执政理念内化为一种观念,执政规范形成为一种习惯。[5]由于在政党政治社会的政党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同时主导着国家政治生活,因此,执政党的执政文化也就上升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并主导着文化价值取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执政文化自然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要素。

  其次,执政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文化软实力的主体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对此,学界已经形成共识。高占祥先生指出,“软实力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价值观问题。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道德目标、共同的是非观念、共同的文明准则等等,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传承等,都需要文化力的创造、文化力的蓄养、文化力的环境。”[6]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先生强调,牢固确立和有效引导全民族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战略任务。[7]强调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学者进一步明确提出,“从理论来源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执政理念与理论已经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和主要内容。”[8]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本质内容,执政文化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只有加强执政文化建设,才能稳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

  再次,执政文化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源泉。文化软实力源于文化生态场,文化生态场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文化无意识构成,文化软实力发自于人本动力、科学动力、思想动力、政治动力、经济动力、道德动力、教育动力等,[9]文化的思想引导力、政治动员力、组织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源于政党的执政文化,因为文化软实力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领导力”或“文化领导力”,[10]而文化领导力是由执政党通过掌控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的,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权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1]实现文化领导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被民众所认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葛兰西认为,政治集团要取得和执掌政权都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即通过宣传而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获得“领导权”,使民众接受其世界观、价值观并自觉遵循本集团或政治组织推行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政策,形成“积极的和直接的认同”。[12]因此,执政党要通过推行执政文化进行思想引导、政治动员、组织整合和制度规范,即创立执政思想理论,制定执政方略,建立执政体制机制,并通过政治社会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理念、目标任务、纲领政策和体制方式形成政治认同,积极参与到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逐步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导向,执政文化由此而产生了思想引导、信仰升华、精神凝练、道德整合的功能,成为文化软实力的动力源泉。因此,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

  三、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虽然执政文化和文化软实力都是近几年才提出的概念,但是,两者作为文化现象却早已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发展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加强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文化软实力既是我们党的重要经验,又是当前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和主要途径。

  首先,建设先进的执政思想文化以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引导功能。文化的核心功能是以文化人,对人的价值取向、理想信仰、道德伦理进行引导,彰显文化的引导力。以文化人的功能无疑是由统治者来实现的,当今则由执政党主要通过执政思想文化的建设来完成。执政思想文化是政党执政的价值理念、理想信仰、思想理论的组织系统化、政治社会化和大众意识化的执政文化形式,是执政文化的灵魂。由执政的理想信仰、价值取向、理论观点等要素构成,对国民具有教育和引导功能。对此,江泽民同志有过深刻论述:“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八十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13]具体来说,一是用执政理想引导国民信仰。中国共产党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历程中,探索和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地凝聚和引导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二是用执政理念整合民众价值观。我们党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引导人们树立并践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体现了人类的崇高精神境界。三是用执政理论统一党群思想。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并注重用先进思想理论武装全党和人民群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科学思想不仅成为共产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并形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化,引导人们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体现了人类的崇高价值、逻辑理性和发展趋势,因此,使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揭示的“说服力”和“引导力”即软实力。

  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引导功能,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并通过教育、宣传和引导,把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理论和先进的价值观变成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变成人们的政治认同、理想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作为执政者与广大民众政治行为的理性支持、精神支撑和行为引导。

  其次,建设先进的执政组织文化以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凝聚功能。文化的凝聚力是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精神力量,对于当今多元文化碰撞和冲击中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增强文化软实力中的凝聚功能显得尤其重要。提升文化的凝聚力仅靠思想引导是不够的,而对执政党的组织文化的认同是形成凝聚力的基础和保证。执政组织文化是由执政党主导的执政组织理念、组织价值观、组织精神和组织结构、组织规范及其成员对执政组织目标的信念、组织系统的认同、组织规范的服从、组织生活的热情等组织观念和组织心理,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具有组织导向、组织凝聚、组织规范和组织辐射功能。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们对组织价值观、组织体系、组织关系、组织行为准则的形成共识是整合社会力量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通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组织价值观将具有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才聚合一起,使人们将自己的价值目标融于组织价值目标之中,为实现执政党的价值目标而团结奋斗;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构建了科学的执政体制和方式,增强了组织文化的整合功能,等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执政活动中灌输其执政理念和思想理论,推行其目标方略和制度规范等,由此而形成了强大的执政组织文化“场”,人们受其感召、吸引和同化,形成与执政党要求一致的信念、观念和态度,接受并支持执政党的领导,由此,执政组织文化起到了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发挥着强大的凝聚功能。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政组织系统和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党的执政组织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确立各类组织规范,明确执政党与国家机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的相互关系,并努力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强化服务文化,提升执政组织文化价值,以增强执政党组织的凝聚力、动员力和领导力,是加强执政组织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之凝聚功能的重要任务。

  再次,建设先进的执政制度文化以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同化功能。文化始终承担着对个体、群体乃至社会进行同化的使命,同化力的强弱决定着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同化不仅需要引导,更需要“型塑”,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的灌输,更需要制度的规范和强化。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制度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习惯于一种秩序和规则,在长期的制度文化浸染中被同化。在政党政治社会里,文化软实力的同化功能是由执政党的制度文化所成就的,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党推行法律、制度、政策和权力运行机制而形成的治国理政的规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制度精神、制度功能认同和对制度规则遵循的意识和习惯等“心理规范”的总和。执政制度文化包含着规范性规则和主观性“心理规范”两个方面,前者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后者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作为文化体现为规则或具备规则性特征和功能,执政主体和绝大多数客体有意识地支持和无意识地遵循着制度规则,习惯于工作和生活秩序,如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政策开展经济活动,等等,文化软实力在执政党的制度文化建设中形成了强大的同化功能。

  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同化功能,还要不断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让执政者和民众在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精神、规范和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观念、态度和习惯,让人们生活于保障人民权利的政治秩序之中,并以此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含政策)文化建设。一方面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适时制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以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引导人们真正理解、认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政策,凝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此外,还要加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建设,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培育法治文化,使执政者养成依法执政和群众形成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态度和习惯。

  总之,文化软实力是有关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论题,文化软实力最终体现在国际关系中是否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各国执政党所主导的国家文化功能的竞争,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澧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依赖什么”,《学习时报》2010年4月27日

  [2]刘玉珠:“提升国家软实力应‘官民并举,以民为主’”人民网-理论频道,2011年03月25日。

  [3][8]贾海涛:“文化软实力:概念考辨与理论探源”,《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第35页。

  [4](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

  [5]陈元中:“执政文化与文化软实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第67页。

  [6]高占祥:“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前线》2008年第2期,第62页。

  [7]张国祚:“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红旗文稿》2011年4月27日人民网。

  [9]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四――文化软实力”,《人民网—理论频道》2008年3月11日。

  [10]孙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疑”,《国外马克思主义》 2001年第1期,第8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2]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版,第502-503页。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执政文化建设与传统治国文化的现代转化”(07XDJ004)的部分成果。课题主持人:陈元中。发布于《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2期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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