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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文化认同与文化帝国主义
摘要 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本文从多侧面作了论析,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认识模式转变的标志,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意味着要把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激活,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文化认同是个动态的概念,必须在与其它文化的相对关系中进行自我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帝国主义就等于全球化。我们要确立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把全球化、问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在多重批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 
    
     当下,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全球化作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全球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将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何种影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操守?在迈向新的21世纪之际,东西文化能否继续进行交流与对话?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会有助于我们尽早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作出中国人自己的价值判断。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是有差别的,主要在于前者并没有那么前后连贯而首尾紧随,而且在文化方面的企图也不明显。一般来说,“全球化”指涉全球各地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它的出现是由经济与文化交相作用的结果所致。这种情势看似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其效果能产生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即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在约翰•乌瑞(JohnUrry)看来,全球化过程是“组织有序资本主义终结”的标志:
     眼前所见,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每一个社会的向心凝聚力、整体性和统一性均已遭到破坏。跨国公司的成长、大众传播的兴起可以同时让全世界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口共享相同的文化经验,科技带来的灾难将不分国界,侵蚀每一个国度。〔1〕
     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2〕这显然是全球化带给人的认同危机,表明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的孤独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所以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何要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笔者看来,全球化是人类认知模式转变的标志,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要把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激活,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这样一个过程。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开发与利用等都在直接改变着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和社会也伴随着跨国资本的扩展进行世界范围的重构。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们(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人)会相互勾结,形成一个跨国资本集团,他们“不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外国认同,也不一定与第一世界或白人世界或西方世界认同。他们认同于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3〕他们利用资本渗透到最边缘地区,传播一种影响个人主体构成的消费意识形态,将每个个人都纳入他们的消费世界;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人们原有的主体性,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消费的主体。只要人们原有的主体性一消失,他们就很容易变成消费的主体,将无意识地进入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会失去原有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
     另一方面,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公民社会也会需要相应的重构。在跨国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已经疏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主要为跨国资产阶级服务,跨国资本家出于利用政府的需要而支持政府,他们互相勾结,共谋资本的增殖和再生产,推行全球资本主义。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公民社会结构。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民族性和主体意识进而实现文化认同。然而,无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还是推行消费意识形态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实践来实现。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话语实践。因此,文化认同是个动态的概念,它必须在与其它文化的相对关系中进行自我界定。正是在与它种文化的不断对照中建构某种文化认同,所以说,它种文化对认同本身势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面对一种外来文化,人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文化是否承认这种外来文化的“他性”?是否反对它、排斥它?是否允许它任意干扰本民族文化?对此,反应不一。首先,强调本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否认其它文化的“他性”。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是具有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人。他们对可能消解现代民族国家乃至民族差异性的全球化进程难免有抵触情绪。尤其当这种全球化进程有向强势民族国家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趋同的倾向时,这种抵触情绪便会迸发而出。如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曾经这样表述其对新“世界体制”的反抗:
     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决心向这世界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的血源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无援的思想》)
     在张承志看来,是西方列强主宰了全球格局,而且这种主宰方式已由军事征服转向以“文化征服”、“经济侵略”为主但又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难怪他要用“新殖民主义”的概念来激发人们对它的反抗意识:“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日本留言》)张承志的这种反抗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基本上代表了长期受到西方列强压迫的广大中国人的心声。
     但是如果有人一味地主张抗议而无视中国逐步现代化的事实就要怀疑其用心了。那种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简单地夸大本国的自身社会问题,并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来否定、抗拒全球化的作法则毫不足取。这是一种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也是一种思想封闭症。患有这种思想症的人往往极力鼓吹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甚至将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互补也夸大为文化殖民主义。对此,国外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美国学者艾恺(GuyS.Alitto)就是其中之一。他精心撰写的《文化守成主义论》一书就是专门论述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及
     其在西方 非西方国家的相同或不同表现。艾恺认为,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德是“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nationalism)的“直接启迪者。”而导致“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根本原因是:作为落后于当时最先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英国与法国的德国(或精确地说日耳曼诸邦)在德法对抗中处于劣势,其情形和同时期西方强权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恰恰是平行的。艾恺进一步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后来成为所有非现代化的‘后进’社会在面对着西欧的强力崭新的挑战后所产生的共同特征,没有例外的,它们都是由知识分子指导和推动的;这些知识分子所对抗的是外国的主宰性文化影响力,以及外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越性。”在艾恺看来,“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语言”、“民俗传统”、“民族精神”等,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与发展。〔4〕这种强调本民族意识的作法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知识界开始冷静地反思以往的激进主义思潮,而重新回到民族本位文化,崇尚国学研究上来。于是,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中国与世界的跨世纪关系等成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文化操守。
     不少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学者开始攻击五四传统,认为当今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根本谈不上全球化的问题。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只看到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而无视“全球化”倾向,并主张中国不应一味追求西方激进思潮,以至发出“中国本身问题就如此复杂,谈论全球化问题是一种‘奢侈’之论调”。他们甚至还扬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不适合中国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与80年代的西化倾向迥异的一种思潮,从整体上讲,缺乏宏观气魄和高远精神,缺乏从世界范围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胸襟。所以,在遭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或遭到西方文化的负面的效应时,它并不是超越或解构这种负面效应,而是退回到传统的坚硬外壳之中,消极抵抗,已然无益于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对此,王岳川先生有过切中肯綮的评论:
     从激进的“五四”到保守的“国学热”,这一现象说明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的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当代意义。如果过分偏激地批评新儒家和“国学热”必然会遇到一些文化悖论,甚至有可能会在后殖民时代走向一种丧失根基的文化虚无主义。但对国学热完全认同而不加批判,则有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丧失更新我们知识视野和引进新的知识资源的可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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