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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在文化渊源上,毛泽东是一位既具有深厚传统又颇为开放的人物。我们既不能因为在他的言行、思想中充斥着大量的传统思想、情感、智慧,而认为他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国文化遗产;又不能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终身信仰(晚年甚至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而认为他是一个背弃或轻视传统的人物。在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因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基本上是位二元并行论者。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正是这一看法,决定了青年毛泽东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妄自菲薄的抛弃的态度[2]。所以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之本。则二者各有所偏矣”。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他认为要真正吸取到可资借鉴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西方文化精华,就必须在了解中国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
  很明显,青年毛泽东这种先中后西、先内而外、先实践再理论的文化创造观念,为他日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为他日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上的基础。上述认识,一直到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后也没有改变,并提炼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实践—理论—实践”的经典方式。他40年代的《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论》,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莫不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毕竟没有出洋留学,他毕竟最精通的是中国文化,毕竟最熟悉并难摆脱的是产生在小农经济社会土壤上的中国文化传统,他个人的兴趣和他时时批判又常常留恋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从而多少成为他晚年陷入悲剧冲突的不可忽视的根源。
    二 恋农情节与大众文化的追寻
  毛泽东是位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着割舍不断的恋农情节,其文化性格也无疑与之息息相关,并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力求创造崭新文化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竭力要用无产阶级的现代思想去影响、教育和改造农民,让他们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但在感情上、气质上,他与中国农民又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2]。
  他理解农民,了解农民,甚至将之理想化,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并开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他几乎是无条件地全面肯定农民的一切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无论这些方式是否夹杂着一些传统的消极因素。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中国农民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断然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以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赞赏彭湃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后来在农村环境的长期武装割据斗争中,也多少熔铸了他那农民本色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心理。而这一特性,又恰恰是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土壤上从事革命斗争所需要的。
  重农抑商一直是传统经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基本政策,先秦的韩非子甚至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这是小农自然经济结构在观念上的反映。毛泽东对传统“农本工商末”的概念,“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做法,不管是否在理论上承认,但在实践上多少有所继承。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经济问题也做过不少探索,但总体上说来,他的晚年毕竟几度设想消灭或限制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在农业生产中一味强调粮食自给自足,几乎将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建国后,他读了不少马列著作,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却很少,在潜意识中,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例如他根据古籍和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并以此建构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早在“五四”新文化滥殇时期,新村主义就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种思潮倡导一种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青年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庄子的小国寡民与西方思潮交合影响的结果,与毛泽东自幼接受的小农经济社会悠长久远的“大同”、“均贫富”的社会愿望不谋而合。所以在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土地改革后急于实行合作化,接着又不断革命,建立“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人民公社。
  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以后,要考虑取消薪水制、取消商品、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1927年—1949)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人民公社一办起来,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供给制,即平均分配制。”在他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随即进行“共产主义试点”,成立“县人民总公社”。社员取消了按劳取酬的工分,干部、职工取消薪金,全县实行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十五包”。主观上他是企望当时的五亿农民迅速摆脱贫困,过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生活,客观上却使广大农民更加陷入物质极度匮乏的缺食少穿的严重灾难。
  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现状出发,毛泽东极力主张新文化的大众化,以为只有大众化,新文化才能得以广泛传播。1920年7月31日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他指出:“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这是因为这些新文化大都是文人知识分子们创造的,反映他们的生活体验、社会认识及其理想愿望,并只能为他们所欣赏和了解,与广大农民毫无关系。只有为大多数工农大众所接受、理解,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愿望的文艺和文化,才算是“新”的。
  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他曾一度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这年4月发表在《政治周报》上的宣传工作报告中,他特别提出“图画宣传的重要”。认为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能接受国民党的文字宣传,因此“图画完全乃特别重要”。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他又进一步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入手,提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结论。
  文化的大众化,说到底,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农民化。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人数量很少,且农民是他们的前身,兵的来源也主要是农民。现代文化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继彭湃之后较早着手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在文化建设中,他一直在努力寻找和建立属于工农大众的新文化。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为何那样煞费苦心地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强调文艺的普及,强调通俗、生动、活泼的文化风格。
    三 文人的情趣、大本源的追寻与意志的张扬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融合了农民的自然朴实和知识分子的深邃敏感,这些就构成了他为人处世及其生活作风的两个方面性格特征。他的一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在情感表达方式、日常生活小节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他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绝少掩饰。他吃饭很不讲究,时常只拈就近的菜碟,高兴了,想吃肉了,便来一碗红烧肉。建国后有一年夏天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时,他劝客人脱掉汗衫,而他自己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脚踏一双布制拖鞋,终于胡志明也“袒露着上身。两国领导人于是分坐两张沙发上,开怀畅谈。”这些不拘小节的本色,或许正是毛泽东那亲切真实、平易近人的方面,人们不会在伟人面前感到有压力,这种性格不仅使人感到容易接近,而且使人难于在他面前作假,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他的情绪风格感染。
  在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富有文人情趣的了。他交了很多党外民主人士的朋友,有的还是“右派”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史素养,不少还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多少有点传统的士大夫气。他和这些“旧式”朋友“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却不多。他和他们一道纵谈古今,吟诗唱和,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就是信物往返,也是高深典雅,智慧含蓄。1958年炮击金门时,章士钊曾给蒋介石写过一信。毛泽东对这位右倾朋友信中的话十分欣赏,如“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诸希珍重。”还有“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在与章士钊谈到大陆和台湾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就如《长恨歌》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
  青年毛泽东曾潜心探求宇宙间的大本大源,企望以此正“人心”、救世界,这一思想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中写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这里的大本大源究竟为何物?如果仅将本源解释成“宇宙真理”,毕竟有些云遮雾障。其实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大本大源就是“人心”,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等,我们统称之为人格。的确,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并探讨过这一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民性”的改造当作振兴中华的良方。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他那种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入手的救国图存的观点,一直表现得显明而强烈。
  从救“心”、救“世”的大本大源观点出发,青年毛泽东将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分成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写道:“宋韩(愈)、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传教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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