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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含义

 

“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例外。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张舜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3]特标出:“今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较客观。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 ’,上面‘ ’是一枝笔,下面‘ ’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钱氏还进一步论证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史释》,正是解释这个史字。……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如我们说现在教育部、外交部多存有许多档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职官必须时时翻阅的,此等档案叫做‘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史’”[4]。与钱氏意见相近者不乏其人,如吕思勉先生释为“凡先王之政典必为史官所记也”[5],金静庵先生认为“古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6],皆属此类。

然而,章学诚谓政典是史,意在强调“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他注重的是政典的功用,而非“掌于史官”这一外在因素,故尔上述诸氏解释不确。钱氏将政典释为档案,尤欠周详。在《史释》篇中,章氏指出,“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无异议也”,因为府史与其他五史“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事实上,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职能上来看,二者都存在重大差异。以地位而论,二者有“官”与“吏”之别: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以职能而论,其本质差别在于“卿士大夫(五史)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以卿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析,必曰史也。

这些论述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然而正是理解“六经皆史”命题的关键性文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章氏描述的周官旧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吕思勉先生已对“其谓府史之史,亦即后世书吏,能备存掌故之委析”深表怀疑[7]。不过对本文来说,此点无关宏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章氏的论点,而不是其论据。

从上引几段话中可以看出,章氏把作为职官的“史”区分为两层,与此相应,他把史官所掌典籍也划分为两类,若用章氏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说,即撰述和记注。他曾指出,“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也正因为“记注有成法,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书教上》)。在章氏看来,记注的目的在于“欲往事之不忘”,所以应该力求“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靠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保存帝王经世行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档案,“而不敢自专”,即不能丝毫以己意损益之。当然,档案必须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于保存和查阅,这种“整齐故事之业”亦须府史进行,章氏所谓、有司具有成书”之书,当即是府史整理的“比次之书”。然而,尽管“道”就在这些档案之中,但由于“史守掌故而不知择”,这些档案的意义和功能还无法发挥出来,尚须由五史“推论精微”,揭示出内含于其中的道。此即所谓“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守其法”(《史释》)。这种道器合一的“典籍”,才是具有无穷功用的“政典”,才是章学诚心目中真正的“史”,“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这一点章氏在《答客问上》中有明晰诠述:

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

 

二、六经之地位

 

厘清了“史”之含义,对“六经皆史”命题存在的另一个严重误解就凸显出来。如果仅视“政典”为档案,则“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的逻辑推论就可变换为“档案是史,六经是档案,故六经是史”,这自然可以进一步推衍出“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科,即章氏所谓记注”的结论[8]。仓修良先生亦谓:“章学诚再三说明,‘夫子述而不作’,‘夫子未尝著述’,《六经》只不过是他删订而已。故《六经》是选辑,是掌故,是记注,而不是著述。”[9]这种说法不符合章氏本意,已如上述。金静庵先生似已意识到此点,故说“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10],强调了“整理”,惜仍视六经为记注,未达一间。

必须说明,将“六经是记注”的思想加之于章学诚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误解,而是关涉到章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大问题。侯外庐先生谓章氏“六经皆史”论“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仓修良先生同意此说,并谓“‘六经皆史’说的出现,说明了(正统与反正统)这两种思想斗争达到了高峰”[11],恐皆出于上述误解。余英时先生亦极重视“六经皆史”之说,认为此说“是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继‘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以后一项最大的突破”,意义主要有如下几项:一、首先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二、六经中所可见者,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进程,三代以后的道,则不可能向六经中去寻找。三、六经已不足以尽道,而经学家从事考证训诂复不足以通经,则其去道之远,可以想见。四、六经既不足以尽道,遂进而有“文史不在道外”之说。五、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历史了[12]。余氏条分缕析,心细如发,然笔者对其结论不能无惑。纵观《文史通义》,章氏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

章氏认为,史之功用在于体现、弘扬“道”,因而特著《原道》对“道”加以界定和阐述。他写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这段话是否说明章氏具备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姑置不论,但他主张“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而非有所容心”,则论思甚精,与王夫之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他又认为,道的显现和对道的认识到了一定时代就必然达到完备状态,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就是周公的时代: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原道上》)

这固然也是“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但毕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故曰:“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同上)。

“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同上)。孔子之圣,并非逊于周公,但他“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易教上》),故“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以“明教于万世”(《原道中》),故亦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学周公而已矣”(《原道上》)。前已指出,章氏心目中的“史”乃是据档案著成的体现“帝王经世之大略”的“撰述”,而《六经》乃孔子深知“空言不可以教人”,取以“明先王之道”之书,故可以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故可以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同上),故可以说“六经皆器也”(《原道中》)。对于后代人来说,“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同上),只能诵读《六经》,因为“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诗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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