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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修养论今说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古今中外的前贤硕儒,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大量的探讨和论述。有的以人具智识理性与动物区别开来,有的以人不能离群(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有的以人的行为的自觉性和合目的性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有的以人有伦理观念、道德意志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等等。这些论点,虽说有深浅的不同,有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从不同角度说明人与动物区别的论述,则对于全面把握人的本质都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中国古贤们在上述各种理论中,更强调的是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一般人常常轻易地丢弃它,而君子则牢牢地保住它[1]。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在于人是具有伦理意识、道德情感的。所以,孟子又说: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是不能称作人的[2]。荀子在论述人与万物区别时也特别强调说,人是因为具有了礼义,才成为天下万物中最尊贵者的[3]。他还说,天上最明亮的是日月,地上最明亮的是水火,万物中最明亮的是珠玉,而对于人类来说,最明亮的则应当说是礼义了[4]。孟、荀以上的论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天地万物本质区别的最基本观点。《礼记》中归纳说,人如果不讲礼义,即使能说话,那也还是禽兽之心。禽兽没有礼义,父子可同与一雌性禽兽发生关系。因此之故,圣人出来制定礼义以教化人,使人因有礼义而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5]。以后各时代、各学派学者的有关论述,虽说也有不少发展和丰富,但从总体上讲,都没有超过这一基本观点[6]。

    基于以上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因而也就特别强调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儒者们十分推崇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精神,重视个人的学习和对他人的教育。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学和教的首要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即学习和教人如何做人(为人),亦即确立和提升人格的问题。孔子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所谓"为己"、"为人"的意思,可以用孟子的一段话来作说明。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荀子的解释则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相当于孟子讲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家大师们最为反对的。这里,我们还可举出南宋两位不同学派的著名学者的论述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心学

    大家陆九渊说:人们学习究竟为了什么?人生在天地之间,做人就应当尽其为人之道。因此,人们之所以求学,就是学如何为人而已,没有其他的目的[7]。理学大家朱熹则在他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道:考察以往圣贤之所以教人,无非是让人们探求明白做人的道理,进行自我修身,然后推以及人。并不只是教人们广闻博记,写漂亮文章,以便去沽名钓誉,追求利禄[8]。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如有的以性善论为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如孟子等),有的则以性恶论为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如荀子等)。此外,也还有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可善可恶等种种理论。尽管在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上有如此众多的分歧,然而在如何才能建立起人的伦理道德,或者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则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必需通过教育、学习和修养。孟子认为,人人都具有"亲亲"、"敬长"的"良知"、"良能"[9],人人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为为善之端。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懈怠,这些善的本性在不断地丧失,如果没有教育、学习和修养,这些"良知"、"良能"和为善之端,是不会自动地发展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行为的,当然也不会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的。所以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放逸、放失之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生而好逸恶劳,好利恶害,有好利心、疾恶心和耳目之欲求等等,如果顺其发展,必然走向争夺暴乱。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需有待于教育、学习和自我修养,才能使人成为一个有伦理观念、遵守道德规范的人[10]。因此,荀子所著之书,首篇即题为"劝学"。他说,从学的意义来讲,就是要从学做一个懂礼义的人开始,而最终成就为一个圣人。从这一意义来讲,学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的。学了就能成为一个人,不学就会沦为禽兽[11]。

    总观历代儒家学者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基本人格的确立,基本伦理观念、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方面,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社会良好环境的创造,以及师友、父母的身传言教。而在人格的提升,伦理观念的深明和道德规范的自觉、道德境界的向上方面,则着重强调的是个人的学习和修养。孔子说:实践仁的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难道还要靠别人!又说:仁的品德离我们很远?不,我想要得到它,它就会来到[12]。孟子也说:君子遵循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去不断地提高,主要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就像大路一样一目了然,哪有什么难于了解的?所怕的是人们不去求罢了[13]。这些话都强调了个人修养在提升道德人格方面的决定作用。毫无疑问,社会环境对于人格品德形成和提升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但同时显而易见的事实又是,生活在大致相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人格品德等各个方面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说明,同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影响和效果是很不相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每个人的主观努力和接受程度直接相关。而从理论上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个人修养既必要又重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之所在。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儒家的修养论有许多十分严厉的批判,其中有不少是缺乏科学性的,但如果把它放在近代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这些严厉的批判也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期间,却大大地发展了这种对传统文化不科学的批判运动。它首先给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养论定为封建地主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货色,然后去批判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为刘少奇同志在该书中充分肯定并强调了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认为在中国儒家中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是可以借鉴利用的。而通过对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不仅进一步否定了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养论,甚至进一步完全否定了一般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应当指出,文革期间炮制出来的这种完全否定自我修养的谬论,一度曾给社会的道德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极坏的影响。至今,人们也不应当忽视其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而应当予以必要的澄清。事实上,随着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日益开放,社会对于现代人的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对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不是要不要自我修养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自我修养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问题。古语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这是一个朴实无华、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国古代哲人们在修养问题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阐发和实践原则,对于这些理论和原则我们不仅要进行历史的整理研究,而且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即选择其精华,阐明其现代意义,把它运用到现代人的修养生活中来。以下,就儒家修养论所论及的有关修养范围和方法等方面作一些考察,探求一下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吸收和发展的东西。

    儒家所讲的修养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修养,但他们所讲的道德是一种广义上的道德,它包括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的基本品质。因此,儒家讲的修养范围,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人的文化、艺术、性格、品德等多方面的修养。儒家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择其善者而明用之。

    文化修养,首先当然是一般文化知识的接受和提高。由于儒家着重强调的是道德教育和修养,所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都认为,儒家轻视一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修养。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够全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以从事社会国民教育为主要职业的一个学派。他们的教育对象,从幼儿开始到各种专门人材都有。他们的教育内容,则从童蒙识字开始到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论语》记载,孔子以四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首先教的是历史文献[14]。他也认为,通过学习《诗经》,不仅可以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增加许多关于鸟兽草木方面的知识[15]。孔子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在他的学生中既有以德行著称的颜渊、闵子骞等,也有专长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等;同时也还有语言方面的专家,如宰我、子贡等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如子游、子夏等[16]。可见,儒家对于文化知识教育也还是相当重视的。他们反对的只是为知识而学知识的倾向,而强调学知识要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在今天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在文化知识方面不能不断地提高和更新,则必将被时代所淘汰。但是,在人们不断提高和更新文化知识时,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高、新、精、尖的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的整体生存环境,是否有助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目前世界上日益热门的研究课题,如新兴的"生态伦理学"(我以为还应当提出"科技伦理学"),以及古老的"人生价值论"等等,正是由此而提出来的。这样,儒家把一般文化知识与伦理联系起来的传统观念,对以上今天人们所关心和思考的热点问题,不也还是有某种启发意义的吗?

    儒家所讲的文化修养,不单单是知识的高低多少,同时也表现在一个人的礼仪风度方面。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似乎很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讲一讲。今天,我们许多人似乎特别欣赏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这佯才是"潇洒"。而在我们对中小学青少年的一般文化教育中,也主要偏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他们的基本礼仪规范的养成教育则是很不够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有一些"小皇帝"们,在"二"(父母)加"四"(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百般溺爱下,将不知礼貌仪表为何物。孔子是"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要我们今天的人还要完全照孔子的样子去做。但是,我想一个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穿着邋遢以及见了尊长连个招呼都不打,麻烦了别人连句感谢话也不说,在公共场所目无他人、任意所为的人,总不能说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吧?礼貌、仪表、风度是反映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在儒家经典《仪礼》、《礼记》等著作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的"家训"、"学规"中,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经过新的解释后,是可以作为今日礼仪教育或修养之用的。而且,不仅可以作为青少年基本品德养成教育和修养之用,甚至也可以作为各行各业成人职业礼仪教育和修养之用。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富于伦理精神的文化,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一种具有丰富艺术精神的文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传统文比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对于艺术教育和修养的重视。丝毫也不亚于对伦理道德的教育和修养。在他们看来,艺术修养有助于道德修养,同样是达到完美人格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先秦儒家那里,艺术教育和修养的主要内容是"诗教"与"乐教"。孔子教训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学习古代诗歌就不会应对酬答。他认为,认真地学习古代诗歌,可以感发起人的心志,提高观察能力,培养合群性,学得表达感情的方法而且诗歌中所讲述的道理,近则可以用于事奉父母,远则可以用于服事君上。此外,学习诗歌也还可以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目(见注25)。对于音乐,儒家尤为重视,总是把它与礼相提并论。他们认为音乐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音乐最能深刻感动人心,最能迅速变化人的性情,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17]。孔、孟、荀诸子,都注意到了不同的音乐会对人发生不同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有的使人哀伤.有的使人悲壮,有的使人淫荡,有的使人端庄[18]。所以,儒家十分重视音乐的格调和品位,认为一首好的乐曲应当是美与善的统一[19]。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的样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多样,书法、绘画、戏剧、小说等等,也都成为人们表达情感、陶冶性情、提升格调的手段与方式。

    在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得意忘象等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艺术以"立意"、"传神"、"求韵味"为上的重要特点和根本精神。中国的艺术作品内涵丰富,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它寄托着创作者深层的感情,又启发着欣赏者无限的情思。艺术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个人内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反映了他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艺术创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赏趣味中格调的高低,也就会反映出或影响到一个人品格或境界的正邪与高低。因此,通过艺术修养培养起高尚的艺术欣赏趣味来,这对于高尚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和确立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追求艺术的完美与追求人生的完美,在其终极处是相通的、一致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精神的体现。

    通过艺术修养,人们不仅能培养起高尚的创作或欣赏趣味,而且还能够从中体悟到不少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艺术修养不但能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能提高人的实际理事处世能力。艺术的完美离不开和谐,艺术家们对于诗句的平仄对仗,乐章的高低缓急,画面的经营布置,舞台的人物调度,无不煞费苦心,其目的无非是求得某种完美的和谐。艺术作品所达到的和谐程度,反映了一位艺术家水平的高低。推而广之,一切通过经营布置以达到完美和谐的活动,都可称之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因此,一个真正领会和把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人,他一定能够巧妙地运用艺术的手法去经营布置好各种自然、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之达到某种合理的、最佳的和谐与协调状态。艺术修养对于人生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儒家在修养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变化气质"的问题。所谓"气质",许多儒者都把它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后天习染所成。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所谓"气质",与个人某些先天的生理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形成的,它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习性"。变化气质,改变习性,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性格修养。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张载十分重视变化气质的问题。他认为,求学最大的益处是在于能使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气质,否则的话,学问反而会对人有害。而变化气质是与能否虚心互为表里的[20]。由此看来,儒家所讲的"气质"含有某种贬义,是与心浮气躁,骄做自满等习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儒家强调的"变化气质",如果从正面来讲,主要是指的涵养与意志等方面的修养和锻炼。

    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缺少涵养的人。所以,变化气质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其关键和目标就在于要能虚心地待人接物,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涵养工夫。在孔子弟子中,曾参是一位特别注重修养的人,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早为人们熟知的名言。此外,他更大力提倡要向在才能上、学问上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自己则应当表现为像是一个没有学问、腹中空空的人那样。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欺侮,也不要与人计较。他说,他从前的一位朋友(指颜渊)就是按照这样的教导去进行修养的[21]。一个人要做到时时事事都能够谦虚谨慎并非易事,尤其是要做到如曾子所说的不耻下问,更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才有可能达到的。汉末思想家徐干曾说: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满了就装不进东西了。所以,一个人应当经常地保持虚心和恭敬,不要以自己有超群之才,而临驾于别人之上。要处处看到别人的优点,而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教导你[22]。古语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谦卦"彖曰"》)又说:"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君子以虚受人。"(《周易·咸卦"象曰"》)这些都是儒家学者所推崇的人生哲理,而至今读来也仍然不失其为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

    汉代著名儒者刘向,在他编撰的《说苑》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子由观周庙中一种空时倾斜,注入一半水时持平,而灌满水时就倾覆的器皿("欹器"),而得到"恶有满而不覆者"的启发的故事。并且借子路之问,进一步引发出了孔子关于"持满之道"当"挹而损之"和如何"损之"的一番议论。所谓"挹而损之",就是从灌满水的器皿中舀出一些来,使它不致倾覆。以人的修养来讲,其损之之道的具体内容,则如孔子所说:当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这就叫作"损而不极",即保持一定的空虚,而不是满到了极点。最后,孔子十分肯定地说:"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23]今天,我们以这个故事和孔子所论述的"持满之道"、"损之"之道来作为个人修养的教材,也还是相当生动而深刻的。

    孟子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真正的人)立了三条标志,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确实,一个人如果真能做到这三条,那他就是一位无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真正的人。然而,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三条又谈何容易。他需要长期地进行品德方面的修养,树立起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有可能达到的。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利"、"公私"、"苦乐"、"生死"等这些人生面临的最现实的价值选择问题,对人们进行基本的品德修养教育,是很值得今人注意的。因为,现代人的品德修养教育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基本的人生价值选择。而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许多精辟论述,无疑也还是可以作为今天人们品德修养的指导的。

    讲到"义利"问题,儒家总的倾向是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24]。在当今这个以功利为上的世界里,如果有人按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训条去做,则将被人们视为迂腐。其实,无论那一个社会,也总是有这么一些只问耕耘不计功利的"迂腐"者的,他们的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这样去做,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总也不会希望社会每个成员凡事都斤斤计较于功利吧!当然,更不会希望人人唯利是图,见利而忘义。因此,希望人们做到如清初大儒颜元修正后的训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也就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了。

    在"公私"问题上,儒家一贯强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和"私"的具体对象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我想在处理公与私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则儒家所强调的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是正确而有效的。

    在"苦乐"问题上,儒家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又以为个人之苦乐算不了什么,众人的苦乐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苦乐。历史上儒者所称道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安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去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乐"[25]。孟子则反对"独乐"而强调要"与民同乐"。他曾以欣赏音乐为例说,一个人乐,不如与他人一起乐;与少数人乐,不如与所有人一起乐[26]。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可以说集中地表达了儒家的"苦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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