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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
   [摘要]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必须了解其文化,文化交流也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他们拉开了中法交往的序幕,成为了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也使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汉学中心。
  [关键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 文化 文化交流
  
  一、文化概述
  
  “文化”一词含义广泛,人们对其下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权威的汉语词典《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故广义上的文化概念,大体可以包括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两方面,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成果,从而也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否则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就是肤浅的,这反映了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样地,要了解中国和法国,就要从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入手。
  
  二、中法文化概述
  
  中法两国距离遥远,一个地处东亚,一个地处西欧。中国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法国受基督教影响。当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和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古代和近现代史上的中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两国有很多共同语言,首先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都有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中世纪以来,中国为东方文明之摇篮,法国则为西方文化之中心。两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双方都很注重维护它自己的文化。两国都较早实现了统一,并且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两国都非常注重独立。目前,中法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路线。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延伸至广阔的地区。直至17世纪,即在西方干涉和入侵之前,中国在教育、文化、知识和科技方面一直独树一帜,呈上升之势。
  法国的人口为6000万,有着20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上具有罗马文化色彩,从10世纪起,法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底蕴深厚,法国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超过了一般的民族。
  中法两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和进步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早就有交往。而历史也证明了文明的进步存在于东西方不断的交流活动中。“中法关系可上溯至13世纪中叶,但双方完全意义上的接触则始自16世纪以后传教士来华,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热和汉学的创建。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法国传教士进行的汉学研究初见端倪。”
  
  三、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活动
  
  13世纪中叶的1248年和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两次派多名我会修士到蒙古(当时的中国)。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传到了法国。16世纪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至17、18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已达数百人。1610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原名尼古拉•特里戈)来华传教。金尼阁和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欧洲传教士利用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博得了中国朝廷的欢心。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 法国传教士首先进行了汉学研究,这也拉开了中西两大文化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汲取营养的序幕。
  17世纪下半叶,中国是康熙(1654—1722,1661-1722在位)皇帝统治时期,而遥远的欧洲大陆西部的法国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这两位伟大的君主统治时期也正是历史上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路易十四(1638-1715,1643-1715在位)掌权初期,法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极其有限,互不了解。在其后的数十年内,两国间的交流逐渐加强。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是耶稣会传教士。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
  为了了解遥远的东方帝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向中国增派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出发,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最终五人(洪若翰、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 1654-1707)、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叩拜康熙皇帝。这些耶稣会士均为饱学之士,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他们中的张诚和白晋被留在清朝宫廷之中,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其他几位传教士则被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这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法国代表团,由此开启了中法两国官方早期交流之先河。他们既传授西方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知识,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
  他们后来又受康熙皇帝的派遣回到法国传播友谊与中国文化。如1697年白晋回欧洲时,带回去很多中文书籍,包括《书经》、《春秋》、《易经》、《本草纲目》等。白晋把这些书连同康熙大帝赠给法国国王的礼品一起进呈给路易十四。1700年,洪若翰回欧洲的时候,曾将康熙大帝赠给法国国王的礼品茶、丝、瓷器和一些书籍呈送路易十四。1715年,传教士马若瑟将十三经等中国典籍带回法国赠皇家图书馆。1722年,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运回法国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典籍达4000种,这批书籍构成了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最早特藏。20世纪30年代,仅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各种刊本、写本汉籍就已达一万册以上。白晋还曾撰写了一部《康熙帝传》在法国出版发行。这些传教士不仅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之间互送礼品书籍,还通过书信、汇报等方式向法国宫廷和社会介绍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这对“中学西传”起了重大作用,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及道德等逐渐被欧洲人所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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