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金融研究论文 最近更新
金融研究论文:论江苏沿海开发金融支撑
证券类公司并购效应和方式选择分析
浅谈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原因
谈谈关于我国社会保险风险险源
浅谈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改革14年
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浅谈上市公司资本运营战略
谈新股定价机制研究
加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政策
国有控股公司对子公司控制问题的研究试论
关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
金融危机对江苏农业利用外资的影响与对策浅谈
财务指标在证券投资中的应用(浅析)
关于如何重组城市银行进行改革
保险学论文:试论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保险领域的结合
浅谈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公司研究论文:论公司僵局救济之强制收购股权制度
解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行为约束
2013年期货市场论文范文精选
2014年国外股民的炒股文化
论人民币贬值的可行性

自 1997 年 11 月以来,国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一再指出:人民币不会贬值,理由是中国目前的外汇供求状况和外债结构良好且考虑到稳定大局的需要。问题是,这是不是合理的选择?

   1992 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即便是在 1993 年实施宏观调控以后, GDP 增长速度仍保持在 9 %左右。在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实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 " 软着陆 " 。这主要是由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大量增加以及出口的快速增长。显然,中国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受这二者的制约。但是,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受到了很大冲击。 1998 年 2 月标准普尔公司亦调低对香港的信贷评级,来自这些地区的对华投资大大减少。其次,在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中,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已降至 43 %,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迅猛,已达到全国出口总额的 57 %。从企业性质上看,国有企业出口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下降至 53 %,外资企业出口则上升至 43.5 % , 占据了我国对外出口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以美元折算的我国出口商品成本已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出口效益不断下滑。 1995 年下半年至 1997 年上半年,受出口退税迟滞的影响,国有外贸出口十分困难,呈现萎缩之势,加工贸易出口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档次偏低,技术含量少,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价格、数量竞争。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之间普遍缺乏以利益为纽带的共生关系,买卖关系不够稳定;由于缺少行业规范和商会协调,高价抢购、低价竞销的状况屡见不鲜,经营秩序十分混乱。但是中国的出口存在着内在冲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产品雷同,缺乏创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大量涌向国际市场。出口单价的下跌被数量的更大增长所掩盖,出口总额不断扩大;而国内需求因受到货币政策等因素的抑制,导致进口增长缓慢。因此,经常项目自 1992 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截至 1997 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至 140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和地理方向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极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1995 年美国提出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中,绝大多数产品涉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实施,将对我国的生产和就业造成相当的影响。我国 1992 年以来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倾销调查,调查国家不仅有我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欧共体,还有新开辟的市场,尤以拉美国家为主。后者提出调查的个案数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种轻纺产品,理由无一不是中国的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同类工业。因此,以数量、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或实施贸易限制,我国的出口必大受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中国市场,或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分销中心。 1992 年以前,我国对三资企业规定了内外销比例,虽然执行上并不严格,却使国外跨国公司心存疑虑,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汇,有悖于其来华投资的真实意图。 1992 年,我国正式提出以 " 市场换技术 " 的战略,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1993 年开始,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近五年的情况表明,外资企业进出口总体为逆差,意味着对资本项下外汇需求很大,对人民币贬值将是一个潜在的压力。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产品结构有一定的雷同,该地区货币大幅贬值大大加强了其出口竞争力,尤其是轻纺、机电类产品。有观点认为:货币贬值将促使其零部件及机器设备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抵消其出口优势。这一看法忽视了几点: 1 、此次金融动荡使得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汇严重短缺,大大抑制了进口需求; 2 、现有的进口机器设备尚未折旧完毕,改用国内替代原料也有可能; 3 、东南亚的设备、零部件主要来源于日、韩,后者货币贬值使得东南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进口单价下降,从而使进口成本升幅有限; 4 、所谓 " 抵消 " 乃基于如下假设:东南亚国家的一切生产要素均依靠进口。这即便是在独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进口生产要素占产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 年 1 月,国内一些经济界人士对于当月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进出口状况表示乐观,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出口扩大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即 J 曲线效应。从 2 月底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呈单边下滑之势; 5 月份转为负增长,比上年同期下降 1.5 %。由于亚洲市场占我国出口的 60 %, 1 ~ 5 月,我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分别下降了 5.7 %、 29.6 %和 105 %(《国际商报》 1998 年 6 月 18 日)。 2 ~ 6 月间,日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经贸委官员承认,目前的外贸形势是 20 年来最严峻的(香港《信报》 1998 年 5 月 13 日) [1] 。 6 ~ 7 月,出口出现轻微反弹,但从 8 月开始增速下滑,连续四个月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中 10 月份出口下降 17.3 %, 11 月份下降 9.7 %。为此,国务委员吴仪呼吁 " 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 (《人民日报》 1998 年 11 月 26 日)。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缩加之国内消费低迷,仅靠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难以奏效的 [2] 。出口不振必然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工不足和工人下岗失业,这将使国内经济形势更趋恶化 [3] 。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现实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币要贬值,如何贬值?贬值幅度多大?能否实现在政府指导下有管理的下浮?我们在此作一分析。

  外贸出口的最终目的是带来效益。国家可以通过外贸、金融等政策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如果表现出的后果却是出口效益恶化,丧失发展后劲,反过来会成为迫使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众所周知,出口退税和征收进口关税是国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调节进口的重要手段。我国从 1985 年以来一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的增长与出口增长呈正比例关系。 1994 年新税制实施后,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 1995 年至 1997 年,国家每年拿出 500 ~ 600 亿元的资金用于出口退税,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 15 %左右。此外,国家还专门成立部门办理退税和查处骗税的犯罪活动,由此产生的行政开支也十分庞大。

  近 20 年来,中国出于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视对外贸易。 90 年代初,更提出 " 大经贸战略 " ,以在 2000 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4000 亿美元、跻身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家行列为目标。为此,出口增长必须大大快于 GDP 的增长。统计表明,自 1978 至 1997 年 20 年间, GDP 年均增长 9.7 %,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达 16.7 %,是经济增长率的 1.72 倍(《中国经济时报》 1998 年 12 月 2 日)。然而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受制于出口退税的财政体制。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缓于 GDP 的增长 [4]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 50 %),限制了中央财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 1994 年颁布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以平衡预算为目标。 1996 年中央政府决心每年削减财政赤字 100 亿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赤字,实现收支平衡。为此,必须量入为出,对各项支出统筹安排,对出口退税实行计划预算,根据财政收入状况以及收入进度核定退税金额再切块分配到各地。因此,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与现行出口退税的计划、分配体制很难协调起来。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企业的政策风险大增。出口退税一旦滞后,生产企业的全部积累和流动资金将很快耗尽。

   1993 年起,外贸出口连年剧增,相应形成的应退税款年年超出国家当年预算安排,退税的速度越来越慢,退税到帐的时间越拉越长。 1995 年 5 月企业被告知,当年形成的退税将迟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还,以便国家集中清偿往年积欠的应退税款,而此间迟返部分的退税资金利息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然而,外贸企业普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出口利润率低,退税前大多亏损,主要依靠退税来实现利润或弥补亏空。退税滞后,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资金占压越厉害,难以及时还贷,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下降,银行因此不愿续贷。加之当时国家致力于打击通胀,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对信贷规模严加控制,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不得不放弃部分海外订单。这直接影响了外贸公司的对外信誉,并增加了其实际机会成本。国有企业出口开始萎缩。国家为减轻财政压力,于 1995 年 6 月和 12 月两度调低退税税率。同期外贸出口放缓,许多外贸企业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创汇,及至 1997 年中,退税形势才渐趋正常。但是外贸企业却因此大伤元气,现金流量状况大不如前,即使原来效益好的企业也不例外。 1998 年 3 月,为应付东南亚出口竞争的挑战,国家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 2 个百分点以支持外贸出口,仅此一项,中央财政预计增支 45 亿元 [5] ; 6 月又宣布将煤炭、钢材、水泥、船舶的退税率分别提高至 9 %、 11 %、 11 %和 14 %(《经济日报》 1998 年 6 月 24 日)。由于纺织工业产品老化,技术更新缓慢,国内生产严重过剩,仅提高 2 个百分点的退税率无济于事 [6] 。从 5 月底开始,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的 50 %左右。 8 月,国税总局宣布,从 1998 年 7 月 1 日起,将七大类机电产品和五大类轻工产品的退税率由 9 %提高至 11 %。为此中央财政将增加支出 250 亿元左右。由于目前国内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之间远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出口代理制关系,反而相互争利,生产企业经营行为极不规范,短期行为严重,往往根据汇率和退税率的变动来调整供给外贸公司的出厂价,这不仅容易使价格总水平产生波动,而且生产者易被自身行为创造出的错误的价格信息所诱导,作出盲目的生产决策,使供求关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微观效益,国家在宏观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 年国家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近 600 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赤字约 560 亿元。从 1993 年起中央财政停止向银行透支,改由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此后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国债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收入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 1992 年为 11.6 %, 1994 年迅速上升至 21 %,接近国际上公认的国债警戒线( 25 %)。 1997 年,国债发行额为 2 , 476.83 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 22.29 %,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 55.76 %。 1998 年,为刺激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全国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预计将分别高达 40.2 %和 73.95 %,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从 1995 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经营中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失业下岗人数增多,国家财政又加大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开支 [7] ;同时国有企业多年大面积亏损积累起来的金融机构呆坏帐,也要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几百亿元来逐步冲销 [8]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几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将十分严峻 [9] 。

  为此,建议全面取消出口退税,以缓解中央财政压力,附带可以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相应退税部门也可撤销),更能够一劳永逸彻底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外贸企业也可简化出口环节,节省开支。退税取消后,短期内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现外贸逆差,这样人民币微幅升值的局面将立即让位于汇率下浮的现实要求。我国外汇储备庞大,足以应付短期之需。此时,使人民币适度贬值顺理成章,但这种贬值完全不会变成失控的汇率急跌,因为目前退税部分仅占出口成本的 8 %左右。只要贬值幅度不超过 8 %,换汇成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并未改变出口的整体态势。而我们得到的益处则是节省了近 800 亿元的财政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东南亚货币贬值会使我国收汇减少,但根据我国外汇储备和现有的外汇供求状况,继续坚持结售汇制度和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不会影响总体的外汇供求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巨大的外汇需求压力。

  无疑,人民币贬值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应。从理论上讲,本币贬值会抑制进口。对此,我们可以相应调低关税总水平,以抵消贬值的影响,维持进口现状。自 1992 年以来,我国已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多数为我国单方面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 1997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上宣布的。采取这一行动固然是出于复关( GATT )和其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需要,但在短期内连续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从 43 %降至 17 %),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关税减让一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则讨价还价后确定的。至今,我国单方面削减关税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国认定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远远不够,还存在着关税以外的诸多贸易限制措施,进而在知识产权和开放服务贸易上对中国施压,更发起超级 301 调查并单方面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 [10] ,来逼迫中国让步。同时,美国并未信守与中国在 1992 年达成的市场准入谈判协议中 " 坚定支持中国复关 " 的承诺。时至今日,在诸多国家纷纷支持中国加入 WTO 的情况下,美国仍设置重重障碍加以阻挠 [11] 。因此,即便中国不能直接从谈判对手那里取得相应的让步和利益,也应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单方面行动,以便从其他方面给本国带来利益。

  这个最佳时机本来出现在 1995 年上半年,即退税对中央财政压力最大的时候。仅仅调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税迟滞带来的问题。外贸公司虽然可以改用出口代理制以部分缓解退税的矛盾,但这一转变涉及企业间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资产重组的难题,使得以自营为主要方式的外贸企业面临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外贸企业惨淡经营已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此下去,我国的出口后劲可想而知。没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税政策失去了意义。加上外贸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出口单价不断下跌,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流失。虽然获得了大量外汇盈余,但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 ?

  维持适当的关税水平,对于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争取时间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国自主调低关税,也应巧妙地与我国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若 1995 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并结合取消出口退税,外贸企业的状况会大大好过现在。国家三年间可节约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累计达 2000 多亿元。

  况且,本币贬值后适当降低关税,进口不会受到影响,又可表明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国家对此都无话可讲。同时中国自 APEC 会议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国在未来时间将会进一步降低关税,因此将其与废除出口退税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这种贬值是由于取消退税后,出口价格向正常成本回归,与东南亚国家因结构性矛盾并由过度的金融投机而引发的全面崩溃有本质的不同,谈不上人民币的信用危机。只要中国坚持结售汇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汇监管措施,包括央行随时干预外汇市场以抑制投机,人民币只会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这是一种政府积极干预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种由外来冲击造成的剧烈贬值。调控目标明确,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缓慢逐步下调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场的恐慌和投机心态。同时应积极地动员和影响海内外舆论,表明人民币不是固定汇率,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机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互动的因果关系,人民币不是港币的联系汇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陆投资生产的港资企业将大大得益于人民币贬值,从而刺激其加工贸易的出口,进而增加香港转口贸易的数量,最终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以此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中将人民币作为维系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预期,减缓人民币一旦贬值可能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和振荡。
  上述步骤应作为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第一阶段,在香港市场消化适应之后,鉴于亚洲国家 30 %~ 75 %的货币贬值幅度对我国形成的出口竞争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再次贬值。因为第一阶段的下浮仅是取消出口退税的自然结果,对于促进出口并无任何作用。东南亚国家至少还需要 2 ~ 3 年时间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摆脱危机,我国也同样面临着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和振兴经济的艰巨任务,包括对外贸经营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面对当前我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出口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大力加强。这是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通货紧缩、居民储蓄倾向的加强以及事实上仍很严格的外汇管制,完全可以将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国内有观点认为,从目前外汇供求状况看,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外贸顺差较多,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汇率的形成并不单单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同时必须考察出口的微观效益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而且现存的外汇交易市场也远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汇率仅仅体现了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的表象,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即担心贬值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中国希望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塑造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问题是:影响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现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严重高估。ε =EP * /P

  (ε:实际汇率, E :名义汇率, P *:外国价格水平, P :本国价格水平)

  为方便起见,以 1994 年 1 月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的官方汇率为参照物,当时名义汇率为 1 美元兑 8.68 元人民币。 1994 ~ 1996 年间,国内物价在始于 1992 年的经济过热的惯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趋势。虽然 1993 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奏效后,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整个这段时期物价总体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减少,外汇出现供大于求,名义汇率稳步下降(目前名义汇率为 1 美元兑 8.28 元人民币),因此 1994 ~ 1998 年五年间,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高估约 30 %,而对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际汇率高估了 45 %以上 [12] 。这一情况以及 1995 年中以来出口退税迟滞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出口效益不断滑坡。

  目前的出口现状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 " 外贸出口增长放缓,但仍在增长,表明外贸仍具潜力 " 。事实上,由于国内政企关系远未理顺,以及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商业信用严重倒退,国内贸易的风险远远高于国际贸易的风险。因此,外贸企业为维持经营并回避国内商业风险,不惜竞相降价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户和市场。但另一方面,外贸公司由于资产相对较少,承担这类经营亏损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危机所带来的国外大幅度压价,对外贸公司的影响远不如对生产企业的影响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过高而不接定单,则直接造成生产企业的库存增大。后者最终不得不低价亏损销售以回笼资金,造成银行呆坏帐上升。

   1998 年 8 月,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召开银贸协作会,制定了若干促进外贸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条规定: " 对于有定单、暂时亏损的企业,只要具备还款能力,即给予封闭贷款。 " 这表明政府十分担心出口下降从而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预计 1998 年将偿还外债本息 400 多亿美元)。一些地方为了实现 " 保八 " 的目标,不惜一切扩大出口,这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长的做法,正在产生严重后果:扰乱了海外市场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剧了未来出口的困难;同时,国内企业亏损加大,财政支出超计划增长,银行呆坏帐增加。还有学者主张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达到实际贬值的效果,这不仅在财政上无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税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币贬值势在必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贬值是否会出现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贬值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充其量只是轻微的通胀。几次降息后,国内储蓄仍节节上升,表明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费。人民币贬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设法套取外汇,也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储蓄(人民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储蓄(美元)以图保值,仍然不会去大举消费。何况,这种套购属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击和监控。持有外币者同样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经常是 " 有价无市 " 。目前的情况不同于 1988 年,那时一方面市场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购买力虽不强,但不存在对正常工资、奖金收入和企业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胆地抢购,从而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现在总的情况是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形成买方市场。虽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出口占 GDP20 %这一角度看,总供给大于国内需求至少 20 %以上,因而除了 1/5 的产品出口外,国内仍积压大量产品卖不出去。 1997 年中国 GDP 达 7.47 万亿元,而累计库存积压超过 3 万亿元。生产大量过剩,居民前所未有地丧失了就业安全感,购买力大大萎缩。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也使得总体购买力下降。严重通胀缘何而起?只有一种情况,即出现银行支付危机,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挤兑,而现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抢购各种动产,从而引发严重通胀。

随机推荐
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向研究
欧洲、北美金融合作的做法及启示
从美国社区银行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取向
加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政策
基于根植性的区域金融系统空间结构研究
养老基金的显隐性及其主导阶段分析
谈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金融支持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及对策
RAROC技术对中国银行业的借鉴和启示

设为首页 | 关于我们 | 广告联系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Copyright 2009-2014 All Right Reserved [粤ICP备05100058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