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交通状况。对于社区发展来讲，交通是否方便和条件好坏很重要。交通状况好，意味着发展机遇多，比较容易获得外界的信息和生产资料，生产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把改善交通状况作为脱贫致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对于农民外出流动来讲，交通好，外出就方便，也节省交通成本，外出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增加。这里启用“行政村到最近车站的距离”来反映社区的交通情况。
第三，通电视情况。对于一个社区来讲，如果能正常接收到电视信号，则意味着这个社区能方便地了解外界信息，不再是封闭的社区，具备了一般的发展条件。在信息化时代，获得信息的能力如同资本一样重要。电视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更新人们的观念，促进社区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人们做出流动迁移的决定。另外，通了电视意味着社区通电，也意味着社区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用“是否通电视”这个指标还能反映社区基础设施改善情况。
第四，社区迁移网络。根据迁移网络理论，社区以前外出的劳动力及其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对后来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可能性产生重要影响(Qian，1996,Findleyl987)。本社区外出的劳动力越多，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越广泛，劳动力继续流动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在中国，向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的中介机构很少，潜在的外出劳动力主要是通过已经外出的本社区农民工了解城市就业需求，并寻求帮助。本文用所在村举家外出劳动力比重来反映社区劳动力外出的程度和迁移网络的大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4个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社区变量放入模型，模型(4)扩展为：
M=f(Yu／Yr，c，Ed，Ag，Se，Mt，Wk，Hed，Hnla，Hic，Hicr，Hbkp，Hlad，Cep，Ctf，Ctv，Cnet) (5)
其中，Cep表示本村乡镇企业就业劳动力比重：Ctf表示本村到最近车站的距离：Ctv表示本村是否通电视：Cnet表示本村举家外出劳动力比重。对应增加的假设有：
假设12：本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反比：
假设13：本村交通状况与家庭成员外出的町能性成正比；
假设14：本村是否通电视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
假设15：本村迁移网络水平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
(五)外出与制度变迁
前面从微观和中观的角度分别介绍了影响劳动力流动迁移决策的基本变量，这里从宏观的角度简述制度变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制度作为社会群体的基本行为规范和管理准则，对微观和中观行为主体构成约束。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行为也是这样，也必须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运行，如果制度发生了变化，则决策和行为的动因与结果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的影响是普遍的、根本的和深远的。无论劳动力流动的个体决策还是家庭决策，甚至社区变量的影响，都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做出和发生的，如果制度发生了变化，流动迁移决策和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是从1978年土地制度变革开始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解放了生产力和劳动力，也为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1978年以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很少，除土地制度的约束以外，还受受制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户籍制度的桎梏，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是没有解决户籍制度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因此，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转移过程是有流动无迁移或迁移很少，后者也只是部分地区户籍管理松动的结果。但是制度变量又是最难度量的，很难找到能充分体现制度影响的合适的制度变量放入模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劳动力流动迁移模型没有包括制度变量的原因。
为了体现模型的完整性，根据目前调查资料的可能性，我们试着在模型中放入一个反映土地流转情况的制度变量，以观察土地流转程度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根据经验观察，土地流转程度高的地方，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大，因为一些劳动力希望外出，才决定把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对于家庭来说，如果不愿意外出，并且有多余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他可能希望承包别人转包的土地。定义Pland代表家庭转包出的耕地面积占承包面积的比重，则模型(5)扩展为：
M=f(Yu／Yr，c，Ed，Ag，Se，Mt，Wk，Hed，Hnla，Hic，Hicr，Hbkp，Hlad，Cep，Ctf，Ctv，Cne，Pland) (6)
相应的假设16为：土地流转程度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
三、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
(一)模型的设定
实证分析中研究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的经典方法是使用Logistic或是Pr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年内是否外出就业)通常用一个两分虚拟变量表示。在劳动力外出模型中，1表示外出，0表示不外出；解释变量一般包括前面介绍的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社区特征变量。我们选用Probit(概率单位模型)来定量地分析具有不同特征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或不外出的概率，或者说分析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外出。Probit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P=P (y=1|X)=φ(βX)
其中，P表示概率，y=1表示年内外出，φ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β(β0，β1，……，βn)为待估参数，X(x0，x1，……，xn)是解释变量。βX为Probit指数。β1表示x1变化一个单位引起Probit指数变化β1个标准差，而x1变化一个单位引起的概率变化(marginal effect，dF／dx，边际影响)等于对应的正态密度函数与参数指数β1的乘积。Probit模型是通过极大似然法来估计模型参数的。
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主要解释变量外，模型中还引入少量反映家庭结构的变量(如表1)。上文已经对绝大部分变量的引入进行了解释，在此不再赘述，只对有关问题加以说明：(1)在外出务工模型中，外出务工被定义为年内到乡外从业1个月及以上，因为太短时间的外出从业的决定因素与较长外出从业可能差别较大，模型会存在结构性差异。(2)如上文所述，由于农产的收入水平和是否外出务工之间存在一定的内生关系，收入水平影响农产是否作出外出务工的决策，但外出务工反过来又影响收入水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的收入都用2003年的收入也就是务工前的收入水平来替代，2004年是否外出务工是不会影响到以往的收入水平的，内生性问题在此得到一定解决。(3)收入变量分为农产的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绝对收入水平用2003年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形式来表示。相对收入水平包括农村和城市相比而得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本村其他农户相比而得的在本村的相对收入水平，以及与自身上年相比而得的在本村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情况。城乡收入差距用“2003年本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本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农产在本村的相对收入水平用2003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在本村10个样本户中的排序(1，2…10)来表示：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情况用农产相对收入水平是否下降来表示，如果2003年农产排序的位置低于其在2002的排序位置，则认为该户相对收入水平下降。
(二)模型的结果
根据上述模型，利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2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结果表中dF／dx为边际影响，如果所对应的是虚拟变量，则反映该变量从0到1所产生的离散变化。
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1)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农户外出的可能性越高，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外出可能性的提高速度放陵。这与其他实证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外出务工需要支付成本及承担风险，因此通常要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作为保障，但是，当农产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外出务工的动力就会减弱。图1给出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其分布遵循倒U形状，最富和最穷的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2)在控制了绝对收入水平以后，反映相对收入水平的变量均处于显著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设得到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外出的可能性也相应的扩大1.2个百分点，城市较高的预期收入确实是刺激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用2003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在本村的等级来反映在本村的相对收入水平，其与外出可能性成反比的假设未能得到验证。随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外出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但收入水平最高(排序=10)的农产劳动力外出可能性要小于次高农产(排序=9)。这个结论间接地支持了第一个结论，即在同一个收入分布下，外出的可能性呈倒U形状。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收入位置的变化或收入分配形态的改变对外出可能性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使外出可能性增加056个百分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新经济迁移理论(NELM)“相对剥夺”的证据。
(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高于女性5.7个百分点。年龄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效果，并不是完全线性的而是曲线增加然后下降。教育和接受专业劳动技能培训对于促进劳动力流动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0.3个百分点，接受过专业劳动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比没有接受过培训的高10.1个百分点，足见加强劳动力培训的对于促进农民外出务工的促进作用之大。这几方面的证据充分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是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
(4)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点与我们前面的假设不符合。按照一般逻辑，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由于较开明而比较容易做出派家人外出的决策，但为什么回归结果没有支持这一假设?这可能与中国外出农产的广泛性和分散性有关系。在中国农村 40%的家庭有当年外出行为，近80%的家庭有外出经历，并且他们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刺激下，无论文化程度高的户主或文化程度低的户主都容易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做出派家人外出的决策。相对于非农产业发展决策和投资决策，现阶段的外出决策是一种简单决策。
(5)最出人意料的是家庭劳动力人数并非预想的那样与家庭成员外出的可能性成正比，模型给出的结果是不显著的。在前面统计描述中，我们还得出了家庭劳动力资源数量可能是外出行为发生的基础的结论，但这里没有得到证明。为什么?这可能是缘于两个层面的不同影响：在户一级，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中有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家庭中有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加大并不意味着单个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也增加。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外出的选择性和替代性也增加，总有一部分要留下来照顾家庭，因此劳动力数量对单个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并不显著。例如，对于一个有4个劳动力的大家庭来说，如果派1个劳动力外出，则该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是1／4，如果派2个劳动力外出，则该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是1／2；相比较一个有2个劳动力的小家庭，如果需要1个劳动力外出，则该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是1／2：可见，大家庭劳动力个体外出的可能性不一定会大于小家庭。但是，大家庭发生外出行为的可能性一定会大于小家庭，因为大家庭的劳动力供求有弹性，而小家庭面对必须的农事活动往往需要做出取舍。为了证明这一结论，我们用同样的样本建立了外出产决策模型，因变量是农户家庭发生外出行为的可能性，自变量与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中自变量基本相同。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人数每增加 1人，则家庭中发生外出行为的可能性增加10.5%。除此之外，其它变量的影响在趋势上与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基本相同。
(6)在家庭结构变量中，回归结果倒比较正常。相对于户主，户主配偶外出的可能性少8.5个百分点，但子女高5.7个百分点，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可能性也略高于户主本人。家庭中6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非劳动力需要成年劳动力照顾，因此，随着这两组人口数的增多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下降。但是，由于6岁至16岁学龄儿童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增加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动机，60岁以上半劳动力可以帮助照顾幼童、操持部分家务和农活，使得成年劳动力得以脱身外出，这两组人口数增多家庭成员外出的机率就增大。单身或夫妇家庭中劳动力外出的概率要高于其他家庭，似乎又支持为什么外出可能性没有随家庭规模增加而增加的解释。
(7)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大，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也越多，外出可能性越小，这种负相关关系得到了证实，但结果并不显著。因为中国外出劳动力大多来自于中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土地通常面积大，但质量差，且一年可能只种一次，因此，在回归时不同质的土地或同一数量的土地所消耗的不同劳动量共同进入模型而模糊了土地数量和外出可能性的真实的关系。如果控制或消除地区影响，或在同一地区内，拥有较多耕地资源的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肯定小于耕地资源少的同等规模的家庭。不过，土地制度对外出可能性的影响得到了显著的证实，如期内转包入耕地的农产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年内转包出耕地的农产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则上升5.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土地制度变革和完善的重要性。同时，新经济迁移理论中有关家庭劳动力外出决策与农村市场流动性差的直接关系也得到了验证。在模型中，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高的农产外出可能性出现了下降，资产水平高的农产(用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和住房价值表示)劳动力外出的机率较低。这些与假设完全相符。
(8)从社区状况看，社区非农发展水平越高、交通状况越差、距离最近的初中距离越远，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越小；通电视的村比不通电视的村农户外出的可能性高5.9个百分点。外出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家庭成员外出可能性提高25.6个百分点。有关社区发展与劳动力外出可能性的假设都被显著地证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区非农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力外出的重要影响，为今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努力的方向。
最后，外出经验应该显著地有助于家庭成员做出当年是否外出的决策，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住户调查中没有足够的外出经验方面的数据可用。
四、结论与建议
总之，农民外出行为确实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就农民个体而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非常重要，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决定了外出的动机，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但家庭规模和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没有想象的大，相关假设并不成立。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宏观来看，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为农民外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后推动农民外出关键是抓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历史机遇，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社区条件和改革二元结构等方面下功夫。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清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制度性障碍，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民进城务工。改革的难点是剥离户口制度背后的城市偏向性的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平等地享受劳动权利和劳动保险，消除就业歧视，降低农民工交易成本。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大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用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一代有文化有技术的新人。这是今后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此要把目前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划出一部分投向教育和培训：一是加大对目前40岁以下(重点是25岁以下)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二是强制实行农村学龄儿童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争取高中教育。
3.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重点是实现“村村通”工程。目前全国平均90%以上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路，通电、通邮和通广播电视。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是实现自然村的“村村通”工程，保证每一户农民都能用—上电和看到电视。
4.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一要重视和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得随意征用和侵占农民土地；二要稳定和维护农民土地经营权，不能随意调整和再分配，特别是对外出劳动力不能取消或随意收回土地经营权，消除劳动力外出的后顾之忧；三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机制，要鼓励土地流动和转包，特别是要鼓励那些有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家人放弃土地经营权并获得相应的补偿，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四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农村人口进城宅基地置换制度，降低农民在城市置房的成本和迁移成本。
5.加强政府对农民的金融支持，建立和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体系。根据新经济迁移理论，增加农村投入，发展农村金融，改善农村市场流动性，是缓解和调控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不能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城市就业压力一大，就把农民工撵回家，而应尽可能地使用经济手段，调控劳动力市场。
6.发展职业中介，规范迁移网络。政府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职业中介的发展，加强对社区迁移网络的指导，加强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农民工就业的成功率和稳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人”与“地”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