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农民作为供给主体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形成本增加。农民负担过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就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3]：一是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品结构趋同造成农产品价格较低，增产不增收，相对于生产成本的增加，农民的负担加重。二是农村税费改革不到位，地方乱收费、乱摊派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加重了农民负担。三是县乡基层政府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地方政府为解决人员经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第四就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扭曲，中央政府将自身功能转嫁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因财力不足及逐利动机驱使，不仅将有限的公共资源转向工业和城市，而且不断汲取农村剩余资源，形成公共产品供给的“个体化”，加重了农民负担。具体地讲，乡级政权的职能是“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作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但乡镇政权履行这些职能时所需的费用不能由乡财政全部承担。现行政策允许全乡范围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交通等五项公共事业所需费用可在全乡“统筹”，即这五项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没有纳入财政收支的范围。除了对乡级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农民还得对村级农村社区承担其相应的公共产品支出[4]。现行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可对农民收取三项“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这三项“提留”属于村级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而这些成本在城市中完全由政府供给，无形中农民就比市民增加了诸多负担，成本增加，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2. 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无形成本增加。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中能够使价值迅速增殖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和”。经济学家舒尔茨通过对美国20世纪初到50年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研究得出[5]，美国农业生产产值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并测算出人力资本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达到了75%，人力资本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农村教育则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最基本、最主要的方式。目前中国农村文化教育供给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远不能满足需要，农村人口在人力资本存量上与城市存在着巨大差距。2000年，每10万人口中城市与农村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量比，大学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8倍，中学是4倍，初中城乡基本接近，只有小学农村大于城市。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
3.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的产出。农业系统是生产、经济、生态的统一，通过对原有农田环境的改良(包括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壤肥力等)、灌溉、机械、交通、科技等的外部投入，才能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系统的生产力和持续性，增加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家为保护环境也进行了不懈努力，通过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态农业和生态示范区建设、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农村新能源建设等措施，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开始得到改善。但总体来看，目前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水、土地、土壤等生态恶化还相当严重，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专业市场建设与信息供给不足也导致了农村生产效率下降。中国农业问题关键在于“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分散的独立生产者生产的大宗农产品要汇集到城市中去，分销给众多的消费者，需要一套有组织、完善的销售网络体系。专业化的市场还能够汇集需求，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又可以反过来推动市场的扩大，为农民生产、增收提供市场也提供机遇。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单元，大都遇到了缺乏信息，信息不对称和面临不确定性选择的难题，和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机制，即存在着信息和中介等公共品的缺失，农民私人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
三、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几点建议
(一)实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
政府是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可以采用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公共产生、市场提供，私人生产、公共提供，私人生产、混合提供和私人生产、市场提供等方式，改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在明晰产权关系并保障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享用权的基础上，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进入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本着“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入为出的原则，调动其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另外，可以考虑发挥金融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作用，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
(二)加大投入力度并有所侧重
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政府应提供农业保护政策如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制度等软公共产品，增加包括交通运输、电力设施、水利工程及治理农业污染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产品，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包括农业信息、中介服务及农业气象预测预报等，完善市场信息收集与发布制度，强化服务并消除农产品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三)支持农村合作组织，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在强调政府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的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经验，把发展农业协会、行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维护和实现农民合法经济权益，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竞争力的一项重大举措。通过农民组织这个渠道鼓励农民自治，形成农民互助、互救机制，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完善农村教育体系，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在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教育体系[6]，为农民提供各种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对预备劳动力，在坚持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其国民受教育年限的基础上，更要加大、加强能力教育和技术教育。一方面要加强现代化农业生产能力与技术的教育，以培养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现代农民；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加强非农产业的能力与技术教育，以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第二、三产业及在现代化小城镇中从事非农产业的迫切需要，为实现农村“城镇化”及农业产业非农化奠定基础。对现实劳动力，要充分发挥农民成人教育的作用，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使他们处处能学、时时能学，构建起普通教育与能力技术教育相互融合，初、中、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适应多元化产业结构发展的农村教育新体系，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积累，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投资、储蓄与中国经济增长：宏观视角与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