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扩大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有着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实反映了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状况。依据国民收入双缺口模型，国内储蓄缺口（I - S）映射为国际贸易缺口（M - E）。国际贸易顺差直接体现的是低于国内储蓄能力的国内投资能力，而不是超过国内消费支出增长的国内投资支出增长。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将缩小国内储蓄剩余（S - I）从而缩小国际贸易顺差（E - M），最终消除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原因和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将通过乘数机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有关日本经济萧条时期“失去的十年”的形成机制研究，不恰当地强调“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汇率急剧升值这样的货币经济原因，而忽视日本国内投资需求不足这样的真实经济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起，面对居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和企业投资需求的疲软状态，日本放弃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选择通过日元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国内居民和企业支出的实际政策组合。然而，汇率调整无法根本消除根源于国内储蓄剩余的国际贸易顺差，而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悲观的市场预期下无法启动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来自国际贸易顺差的银行体系中的过剩流动性最终过度投资于不动产和股票而导致泡沫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体系，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但是国内投资需求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不足；虽然无法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但是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都是低估了。基于这样的推论前提，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间的累积循环过程中，发现中国经济均衡化调整的自我校正机制，如图2所示。
其中，从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不足的国内投资需求出发，存在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负反馈调整过程：“投资需求不足→国内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国内供给能力)→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国际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投资需求增加”。从相对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目标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出发，存在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负反馈调整过程：“汇率低估 →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国际贸易顺差增加 → 外汇储备增加 → 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 → 投资规模增加 → 有效需求增加 → 通货膨胀率上升 → （实际）汇率升值”。
由于二元结构条件下非递减的资本边际收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资本深化特征，而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发展性质，必然要求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失业问题包含古典型劳动力失业问题与凯恩斯型资本失业问题，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解决和通过增加有效需求途径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将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
四乐观的前瞻与积极的政策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经济学解释，存在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对立和争论，特别聚焦于市场机制对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解释能力，经常表现出对于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狂热崇拜和后现代主义盲目贬斥的极端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与劳动投入，所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有助于淡化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神秘色彩。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后其功能被重新发现，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其形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经济的市场体制是不完全的，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非典型特征。然而，离开“自由了的手（the freed hand）”，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际资本流动对区域间与产业间的比较收益反应敏感，以主权国家为供给方而以国际资本为需求方的竞争性经济政策市场逐步形成。与商品本位制度下货币市场通行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相反，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化和均衡化经济政策优于反市场的压制性和扭曲性经济政策，主导经济政策市场的必然是“好”政策驱逐“坏”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anti-Gresham's Law），而市场导向的国家经济政策必然使得国际国内经济体系趋于充分竞争。
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二元经济结构提供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年轻化人口结构与高成长经济前景蕴含高居民储蓄倾向，先进技术跨国转移和吸收在经济全球时代更加便利，重化工化、城市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开辟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空间，共同蕴含高速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趋势。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日益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有效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沿从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影响。PPI指数与CPI指数在本次经济扩张阶段的历时差异，不仅仅体现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的传递时滞，而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的逐级消化。中国通货膨胀率将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依次递减的动态结构，保持温和的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
本次经济扩张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连续突破对潜在总供给增长速度事前估计的统计和心理界限，并且伴随着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缓解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通过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实际总供给、进而实际总供给增加导致潜在总供给增加这样的“反向软着陆（reverse soft-landing）”成功范例。在高速经济增长和剧烈结构转变时期，由于潜在总供给能力连续扩展而难以及时准确预测，低估潜在总供给能力而实行紧缩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风险是存在的。中国需求管理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反复“小幅度增加总需求—等待通货膨胀反应—(若无通货膨胀加速)小幅度增加总需求/(若通货膨胀加速)小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探索过程，通过间歇性增加有效需求而追踪潜在总供给前沿。
与发达国家的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SUR)(lowest sustainable unemployment rate)目标对应，中国经济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目标，作为中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导线，以避免政策偏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反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造成非理性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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