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2)

　　2.各不同类别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变化的总体趋势也是上升，尽管变化节奏各有不同。

　　(1)发达国家。美国外贸依存度从1970年的11.3%上升至1980年的20.8%，1985年稍稍下降至17.2%，1985年-2000年持续上升至26.3%，而后微有反复，2004年为25.3%。加拿大外贸依存度从1970年的42.5%升至2000年的86.4%。此外，除英国、日本的持续上升趋势表现相对不明显之外，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外贸依存度均表现出持续上升。

　　(2)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普遍较快。1970年-2004年，韩国外贸依存度从35.8%上升至83.8%，中国香港从173.8%上升至371.2%，智利从29.2%持续上升至72.9%，墨西哥从19.1%上升至62%，尼日利亚外贸依存度从23.4%上升至95.5%。印度外贸依存度从1970年的7.9%上升至2003年的27.3%。

　　(3)体制转轨国家。外贸依存度升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外贸依存度从1990年的109.2%上升至2003年的158.5%。波兰外贸依存度从1983年的35.4%升至2004年的80%。匈牙利外贸依存度从门94年的76.5%上升至2004年的133.1%。罗马尼亚外贸依存度从1989年的39%上升至2004年的83.5%。

　　各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GDP更快。1970年-2003年，包括服务进出口在内，世界当年价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4.8%，世界当年价GDP年均增长率为11.1%。这种增长态势得以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和多方面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度、政策层面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各国普遍通过多边、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致力于加速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新技术使作为国际贸易发生条件的通讯、交通、通关等过程的成本降低。目前，国际贸易快于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态势仍在持续。有人预计，2015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可能上升至60%以上。

　　放在上述世界背景中观察，就可以看到，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的变化态势和当前数值并没有表现出异常。(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持续上升符合世界范围的普遍趋势。我国外贸依存度变化的仅有“个性”特征是：我国指标数值的较大变化集中发生于1980年之后的较短时期上。这也与我国启动对外开放的时间相吻合。(2)日前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排名只是“中等偏上”而已。我国外贸依存度远未达到该指标的极端数值。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71%，与东亚经济体相比，比2004年韩国数值83.8%稍低，比2004年中国香港的371.1%、新加坡的321.4%数值低得多。与转轨国家相比，2003年俄罗斯、匈牙利指标数值分别为158.5%、133.1%，我国数值也低得多。

　　因此，即使从简单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的变化和幅度均“应天顺势”。

　　不能简单地对我国外贸依存度数值做出合理性判断

　　当前社会各界对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和高值表示关注。研究和评论者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种意见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特别是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太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过大，由此会给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甚至有人由此认为应该适度抑制我国的外资流入和外贸出口。

　　第二种意见认为，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很多，某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虚高”，剔除掉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实际水平属于正常范围。

　　第三种意见认为，即使剔除掉抬高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诸多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仍属于较高水平，需要引起警觉。

　　由于近年我国外贸规模迅猛增长，并且外资流入和外贸运行中还暴露出某些问题。因而社会各界认同以上第一种意见的人还为数不少。

　　我们认为，对我国外贸依存度数值幅度的合理性做出判断，会遇到多方面困难，评判工作会逐渐失去其原有意义；换言之，“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幅度的合理性”做出评判的举动本身就不可取。结合前文关于外贸依存度度量功能的分析，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合理性评判会遇到以下问题。

　　1.多种因素在共同抬高我国外贸依存度。一是加工贸易。近年加工贸易出U在中国出口总额中一直维持在55%左右。由此导致的进口额重复计算会大幅抬高外贸依存度。二是贸易品增(附)加值率。目前，高投入、高消耗产品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率仍较高，这些产品增加值比率低：同样出口金额，它们占比越高外贸依存度越高。三是产业结构。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前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40%左右，整体上我国国内产品可贸易性程度还处在上升阶段。四是名义汇率。一般认为，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大致只相当：于名义汇率(一定程度受到管制的市场汇率)的一半或更低。五是经济发展与境外市场相关联的程度。此外，毋庸讳言，纯粹的交换关系深化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重要原因。考虑到上述诸多影响因素，我们难以将简单计算所得的我国外贸依存度进行国际和历史比较。

　　2.解决指标的可比性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为解决外贸依存度可比性问题，我国相关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一些改造和变换方法。比如，考虑到多因素共同影响，有的学者按照设定的度量要求，试图通过数量变换和指标折算，消除掉和度量目的联系不大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还有的学者试图改造外贸依存度指标的计算公式，将分子分母改造成内涵、外延相一致的指标。尽管经过数量变换，“修正外贸依存度”能够一定程度解决可比性问题，但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修正方法的选择及其恰当性问题。用不同修正方法获得的指标的基本涵义是不同的，它所适宜度量的经济关系也不同，由此修正方法选择成为问题难点。二是日常运用的可行性问题。变换方法计算过程复杂，并且需要大量其他数据，因此要付出大量劳动才能开展指标应用。由此看来，如果非要基于指标数值的比较来判断我国外贸依存度数值是否合理，那也是学术研究意义相对更大；而要付诸日常运用，则困难重重。

　　3.指标数值“好”、“坏”判别标准最终还是难以确定。由于可比性原因，研究者已经不可能为简单计算得到的中国“名义外贸依存度”厘定合理数值范围。进而，要从各种影响因素入手着手解决外贸依存度的可比性和合理数值幅度问题，马上会牵涉到以下问题：当前这些因素自身数量幅度是否合理?它们对外贸依存度影响的大小程度如何?本来，关于这些影响因素自身数值合理性的评判，就难以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做出结论；至于影响因素影响大小程度的判定，还需要通过复杂的数量处理方式才能得以解决。再退一步讲，即使研究者从度量某种经济关系的角度，为解决可比性问题建立了“修正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并且也得到了指标数值，他还是难以为“修正外贸依存度”厘定合理界限范围。事实上，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交换关系，相对GDP总量的“可比贸易规模”达到什么幅度才称得上合理，本身就没有定论。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外贸依存度

　　总之，外贸依存度指标存在可比性问题，经济度量意义有限；中国外贸依存度升高符合世界范围普遍趋势，是正常现象；要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做出判断，牵涉到的问题和困难太多，最终难以就合理数值幅度得到准确答案。因此，本来就不应对外贸依存度指标的经济意义寄予过高希望，同时也不必对中国的指标数值大小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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