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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三大批判(2)
    成本障碍——循环经济的便秘
    环境容量资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显著不同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和市场价格,目前我国的环境容量尚没有作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废弃和排污费不仅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也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这就使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如果不能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环节一个重要的效益来源就不能显现,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就很难收回(此种病症常被人谑称为“循环经济的便秘”)。
    只有克服了成本障碍和价格障碍,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在中国从概念、理念走向实践。要使企业在市场条件下自觉“循环起来”,必须通过以制定政策为主的制度创新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盈利模式,使市场条件下循环型生产环节有利可图,这样就可以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自发机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对“身染重疴、半死不活”的循环经济开出两道药方:
    ①建立“原料政策筛”体系。“原料政策筛”指一套包括税收、补贴等正、反向措施在内的政策体系,专门用于还原各种作为原料的物质的真实成本、价格,从而利用市场筛掉从环境效益差的途径提供的原材料,借此扶持环境效益好的废物再利用。
    ②与“原料政策筛”配合,可以贴上循环经济标签(或者扩大绿色标签的范围到循环经济领域),使这种产品的使用方获得补贴等正向激励。
    总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打破原有市场体系,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通道。从这个意义而言,现阶段推行循环经济的产业与环保产业一样,是一种政策产业。
    分析了循环经济的这两个障碍——也可以称为“死活循环经济”条件,贵阳发电厂脱硫机组污染事故的成因也就显然了:石膏在日本是稀缺资源,中国却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石膏资源大国,质次的含硫石膏根本没有销路,企业只好将脱硫后产生的大量含硫废渣、废液废弃。这样,只是将气态污染物变为固、液态污染物,循环经济“断链”了。单单再生利用的价格障碍就“要了循环经济的命”,何况还有环境监管不严、排污费过低的成本障碍!
    对类似贵阳发电厂这样的火电厂脱硫循环型生产环节,如果按照上述“药方”,有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将二氧化硫和含硫废弃物的排污费大幅提高,使脱硫系统的效益凸显;二是对使用这种石膏给予补贴。用此“复方药”,循环经济才有活路。

        大小循环经济思

    典型三:全国惟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贵阳。
    贵阳市是国家环保总局命名的全国惟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市政府已于2004年颁布了《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我国第一部关于循环经济的地方法规。另外,贵阳分别请清华大学和中国环境科学院完成了以煤化工、磷化工为主题的乃至全市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了诸多据说是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的项目。
    大循环的尴尬
    贵阳市的这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大循环”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现代产业结构下表现形式复杂,但目前的政策口径将其归为大、中、小三个层次:大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按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起来运行;中指工业园区范围内的企业之间达成循环经济要求的物流状态;小指某一企业的生产基本符合3R原则。
    我国已经有了小层次的循环经济实践典范,其中某些甚至像以中循环闻名的丹麦卡伦堡工业园一样——参观和取经的人如过江之鲫,这样的企业有山东的鲁北化工、广西的贵港糖业等。在大层次上,也有诸多理论上的典范——辽宁省是循环经济试点省,贵阳市是循环经济试点市。尤其作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的贵阳,其循环经济政策制定得十分完善。但到贵阳参观的诸多官员却少有到鲁北化工、贵港糖业参观那样的感悟,反而常有感慨:什么循环经济,什么都见不着!
说到贵阳的尴尬,就不得不提到在大层次上推行循环经济的条件——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和足够全的产业配套,横跨多个产业系统、需要一定物流量保证的城市级别的大循环经济体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即便在北京、上海或者以产业配套齐全、工业园区建设完善的苏州,推行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恐怕都是中长期规划才敢考虑的,何况贵阳!
    渐推中循环
    所以,尽管有关政府官员说起话来心比天高,但干起活来还是要脚踏实地。在小循环层次上,我国已有经验,更需要做的是推广。就我国需要特殊政策促进的循环经济来看,目前真正可以也需要推动的是工业园区层次的。毕竟,不同利益主体、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要将其物流按循环经济要求组织起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已是一种“强人所难”。
    目前,我国只有江苏、浙江、广东等工业园区发达的地区有了一些初步、局部的尝试。例如,在发达地区广东,目前采取的也只是“工业入园、产业入区、集中治污、源头控制”模式。广东小企业众多,实现自身循环代价昂贵,但集中起来治理废物,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废物量大了才有了将其商品化的经济可行性。至于浙江,机制更加完善:有些工业园区内部实现了排污权交易,尽管很多小企业搬迁、转产频繁,但其排污权可以交易,这就使小企业集资构建成本高、回收时间长的废弃物商品化处理生产环节有了可能性。这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厂,就工业园区整体而言循环型生产环节得以延续。
    但广东、浙江模式仍然有其特殊性。因为就工业园区而言,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诸多城市,即便省会,工业园区的集中统筹规划也做得不好。其中原因一是由于招商引资的困难,工业园区难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企业,更不用说同行业的企业了,因此将多个污染同质的中小企业集中进行污染治理和将废弃物商品化的条件欠缺;二是工业园区的规划管理做得不好,企业集中度不高,呈分散分布状态,致使废弃物和污染物集中的成本太高;三是缺少其他制度的配合,例如建立有效的融资和产权交易体系等。这些原因,使我国全面推进中层次的循环都只能成为一种“说法”,可能还是要东部带头发展10年,才能使循环经济这个圈画进内地。
   
    事实上,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层次循环都并非深入方方面面。例如,在循环经济的“大寨”——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的层次中,也有着严格的约束条件,这是一种能源中心模式,电厂是整个循环的中枢。其反映的条件是在工业园区的层次中,必须有循环中心,而且应满足以下要求:规模大,经济实力强、效益稳定并且是一切行业都要涉及的枢纽。
    从小循环做起
    总之,像鲁北化工那样在大企业进行的小循环相对来说还容易,因为有潜在耦合关系的物流量足够大且没有交易成本,单个企业的经济诉求可能就导向循环经济模式。而在诸多中小企业之间进行的中循环,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不同行业以及工业园区的规划布局等,变量显著增多,难度自然大得多。至于城市及以上级别的大循环,也许目前作为科研题目而非规划项目更合适,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连区域循环所需的物流量都达不到商业利用最小规模(例如我国的一个特点是——废钢量很少。这是因为大量的钢材成为建材,数十年内不可能脱离初次使用环节,因此根本谈不上循环)。
    这种情况下,中国更现实的循环经济模式可能复杂多样,有的规模太小看上去不经济,有的物流统筹难度实际不可行,还有的好像是断链的,在中国国情下反而可能有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垃圾回收。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投资几千万元在许多小区推广了分类垃圾箱,要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投资是无效的:因为只有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垃圾分类转运体系和分类处理体系才可能有用。而北京只是在消费者收集环节用了分类方法,一到转运又混合了,遑论分类处理。
    但事实表明,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垃圾量,原因是:有大量“捡破烂”的活跃在各个小区,垃圾一分类,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捡净率,但凡有一点变现价值的东西,都被清空,避免以往不易捡净或者垃圾混装导致“资源破坏”(例如废纸和剩菜、烂西瓜混在一起)。先勿论这种投资有利于提前培养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就目前这种格局,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减量化”水平,属于虽然断了链但实用的循环经济。
    只要想到中国是刚刚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仍然面临油电煤运瓶颈、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就知道循环经济如果不解决真假、死活、大小、这三重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怎么样绕开这“三座大山”,照搬国外经验必然是刻舟求剑,还是只能慢慢摸索中国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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