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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摘 要: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关键词:于坚;当代诗歌;诗学观念;诗歌;二元对立因素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着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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