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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甚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数据: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甚么时代的人,说甚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邛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甚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迭」、「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甚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甚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甚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他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他用作「甚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他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他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巴卡嘉(Boccacio, 1313--1375)和洛兰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作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语」。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是赵叟(Chaucer, 1340--1400)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 1320--1384)。赵叟做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语」。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语」。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使把这「中部土语」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语」,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世纪,萧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语」,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它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甚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衰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两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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