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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新的文学形态,一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走向。为您编辑了“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

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在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其实告诉人们,这两个专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在19世纪末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一步。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兴办现代报刊,这些现代报刊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基本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要叙述语言的文学作品逐渐在这些报刊中占据更多的版面,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视为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形态的雏型。但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却是自觉提出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与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即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和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先天地注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局限。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 “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 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而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这种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建构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挖掘出代表着日常生活叙事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资源,并勾画出一张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地图。这张新地图无疑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显露出来,但由此颠覆以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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