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的思潮至今仍有反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用显著位置发表的文章“语言文字工作的旗帜”。该文正确地呼吁进一步推行简化字、推广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正确地批评了反对这一方针的个别人，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人“在选择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时，汉语排在第五位、第六位”，［①ｆ］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该文说：“现代化既有建设力量，又有破坏力量……回想近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不是破坏呢？白话文就破坏了文言文，横排就破坏了竖排，挡都挡不住。现代化也是一种革命，它是不买你的帐的。你死抱着国粹，它就把你扔掉拉倒，什么国粹都没了。……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谁影响谁的问题。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以下几点欠妥：（1）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只是取代了文言文作为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的地位，并没有破坏文言文。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续，二者之间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有许多相同的部份，前者从后者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至今文言文还是中学、特别是大学，尤其是中文系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钱钟书还用文言文撰写了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四卷巨著《管锥编》。不学文言文，就无法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文化；即使是当今的文人学士，不学文言文，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运用书面语言的能力。现代优秀的白话文作家，几乎无一不具有深厚的文言文功底；（2）横排与竖排只是印刷排版的问题，同“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两回事，何况现在横排并没有破坏，也没有必要破坏竖排。我国大陆的图书固然绝大部分改为横排，但报纸的标题既有横排，也有竖排，可见竖排并未被破坏。（3）什么叫“国粹”？《现代汉语词典》对“国粹”的解释是“旧时指我国文化中的精华（含有保守或盲目崇拜意味）”［②ｆ］。笼统地说“谁死抱着国粹，它（指现代化）就要把你扔掉拉倒”，很容易挫伤至今仍在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人的积极性。也许该文所说的“国粹”是指繁体字？那也很不妥当，关于这点，下面我即将谈到；（4）说“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或把繁体字说成是“国粹”，很不恰当。一是我国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至今还在广泛学习和使用繁体字；二是江泽民同志1992年12月14日明确指示“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指台湾可继续写繁体字）；……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因此把用繁体字说成“落后”、“国粹”，很容易伤害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使用繁体字人的感情。何况台湾尽管政治上落后，其经济和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台资，因此笼统地说“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似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对台政策。
另一方面，对待外国语言理论至今也有人持排斥态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1）申小龙竟然断言：“西方语言理论及其方法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的文化特征”（转引自戴昭铭主编《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第24页，《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哈尔滨）。且不说“汉语的文化特征”的涵义不明；其实，申小龙自己的实践同他的这一见解也是相左的。他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大量抄袭了国人介绍或翻译的外国人的著述。
（2）《修辞学习》1995年第2期发表了拙文《修辞学在西方认知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势头》，接着该刊第3期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宗廷虎的文章《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读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札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根据西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现状做出的。看不到原著的读者不妨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所刊赵艳芳的文章《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上述说法绝非信口开河。《修辞学习》同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显学”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是好事。遗憾的是该文给宗文扣上了“把老祖宗丢在一边”“凡事‘言必称希腊’”“以洋律中”等莫须有的帽子。宗廷虎在其《再论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5期）已对该文进行了正确的反批评。我国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到二十年，我们对外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包括修辞学理论）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因此上述帽子很不合适，不利于在宏扬祖国语言文字科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言必称希腊”，是针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外国革命经验，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用那时的批评针对我国今天的语言科学研究现状，很不恰当。
此外，从根本上说，笼统地反对“以洋律中”，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语言虽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言的共性通常大于个性，这正是不同语言均可互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前面提到的拙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要掌握语言学理论》）。在修辞方面，共性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辞格就是明证，只是辞格的表现方式往往因语言而异。关于语言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于全有的文章《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与文化语言学的价值取向》（《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说得很好，可参看。关于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王宁教授给我的信中说得很好：在当前语言文字研究中，“忽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研究，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的有之；把国内与国外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也有之（按后一对立是申小龙观点的主线——伍）。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杨自俭教授在《山东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所刊《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点想法》说得也很好：“语言研究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外国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在处理这几种关系上我赞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说要两者并重，或者叫两手抓。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差不多都是偏离了中庸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依靠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沈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某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过份强调汉语特点的倾向，对语言的共性注意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汉语是十分特殊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都不一样，西方已有的语言理论对汉语根本不适用，使研究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既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鉴不够，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用西方语言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老生常谈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是在走回头路，不是前进。”
可能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实际上推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也由于我国汉语界的许多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不能阅读外语原著，以致我国语言学界某些人仍对外国理论采取排斥态度。而且，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一部份人中间，越是外语不好，越有排外情绪。当然，我国有些懂外语的人在介绍国外理论时有时没有选择精华，深入浅出，结合汉语实际，致使有些人觉得外国理论深奥，高不可攀，也有一定责任。其结果是现在海外华人（包括从大陆移居海外的学者）在借鉴外国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方面，有些人已走在大陆前面。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他们的著述有：（1）美籍华人屈承熹著：《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2）美籍华人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同上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为美籍华人；（3）南开大学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份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适用于汉语分析的国外新理论，一般总是在国外首先试用。各国都有研究汉语的队伍，以华裔学者占多数。他们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他们身在国外，最了解国外的新理论，并且抢先使用于汉语，他们的著作反映出哪些理论适用于汉语，如何应用，成效如何。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必须有专门的单位加以关注，每年作出综合的介绍。”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陆人材流失这一客观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陆部份学者认识上有上述偏差，我国大学中文系对外语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外语系则很少传授我国传统语言学知识，以致这两个培养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部门都有偏废一方的缺点。杨自俭教授在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所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中也正确地写道：“从全国看，外语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语水平也不易上到较高水平的道理；学中文的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语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我根据德语原著，对中译文作了订正——伍铁平］）”。他在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建议：“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语的要求，在外语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写作训练”。
值得大声疾呼的是，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好中外古今的关系，如果不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听任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大批地或流向外企，或流向国外，或不得不大量兼任业大、夜大、函大、电大等基础课程，没有时间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难以提高业务水平；加之离退休人员增加，脱离教学与科研工作，从事非专业性工作；其结果，不仅海外华人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超过我国大陆，外国人对汉语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超过我国。例如，美国的白一平（自取中文名，英文名W.H.Baxter［1949- ］著有922页的巨著《汉语音韵学手册》［①ｇ］（Moutonde Gruyter出版社，1992年），独联体的Ｃ．Ａ．斯塔罗斯金博士（1953— ）著有724页的巨著《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我没有读到国内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不论如何，外国人能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国内这几十年出版过篇幅这样大的音韵学专著，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愧的。
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据韩国来我校学习的博士生说，韩国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学生尊敬和爱戴自己的老师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因此韩国人以当教师为荣。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派到我国学习的人数极多。仅北师大就有七十余人。除十几人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习基础汉语外，其他都在中文系学习汉语语言文字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或民间文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大规模地派留学生出国（均自费）的做法，必然大大提高韩国的学术水平。以人口比例计算，韩国派出的留学生的数目，比我国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三）大力提高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举几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教师知识水平滑坡的现象：
（1）有位大学教师在其《超越语言》中将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1823—1870）误作“苏联教育心理学家”；该书还有许多有违语言学常识和其他常识的错误。另一位研究人员在其《当代跨学科语言学》中则将乌申斯基误作苏联语言学家。还有一个著名大学英语系获硕士学位的讲师多次将“不可救药”写成“不可救要”。
（2）有位大学的副教授在其译著《列维－斯特劳斯》中将英法之间的“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尔大街”。申小龙在其《语言的文化阐释》第2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上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一错误。两个出版社的编辑都未发现这一常识性的错误。
这类知识性错误也见于科研机关和出版社中的高层次知识分子的译著中。例如：（1）有位研究人员所译的杰利·罗杰瑞（自取中文名）的《汉语概说》，至少有20％以上是误译，而且加进了译者的一些原则性错误论断（如说“汉语方言是不同的语言”；“汉字不合国家改革的需要”），糟踏了外国学者的一本好书。详见拙文《翻译科学著作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刊《外语与翻译》1995年第4期）。
（3）《拉丁语汉语词典》（1988年，第400页）将拉丁语的penis（阴茎）译为“男性成员，男会员”，因为该词典是翻译《拉俄词典》的产物，在俄语中мужской член（阴茎）中的член有“器官”和“成员”二义。这种种被人们传为笑柄的错误都说明我国现在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下降。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在文革前的出版物中较少出现，［②ｇ］所以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大力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语法的不精密，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语文教育，包括语法教学，是提高人们整个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万万不可忽视。现在社会上不少名流写文章，经常不区分语言和文字，就是因为缺乏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因此现在有些大学、特别是业大、夜大、电大、函大的外语系，又将语言学概论课程砍掉，是极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①ａ详《许国璋论语言》第197—206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
②ａ见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等论文，中译文刊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ｂ阿斯勒夫的批评见于他所作《语言学史和乔姆斯基教授》（刊美国《语言》杂志1970年第3期）。霍凯特批评乔姆斯基的学说“误入歧途，引入大量中世纪的僧侣哲学，致使语言学工作者舍本逐末，劳而无功”（见霍凯特为其《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写的序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计，1986年）。霍凯特和霍尔还有专著批评乔姆斯基，见后。
②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ｃ该书内容方面也有一些错误。例如第261页上说：“西方语言，如印欧语系和阿非罗－亚细亚（闪－含》语系的语言，属于屈折型语言。这一类型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前缀和后缀”，这不对。第一，印欧语系中包含亚洲一些语言，不全是西方语言；闪－含语系的语言主要在非洲；第二，屈折语的典型特征不是有前后缀，这是分析语和粘着语也有的特点；第三，印欧语中的现代英语不属屈折型语言，而属分析型语言。
②ｃ到了许威汉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系列》中的第二本书申小龙的《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6—205页，申只字不提许抄自陆、王书的许多段落、而仅提许，于是把陆、王的首创权都错误地归功于许了。
①ｄ申小龙在上引《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第226页上居然肯定性引用徐德江的荒唐言论“文字是书面语言”。
①ｅ刊《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②ｅ请注意，连“中国”二字都没有，大概自认为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吧！
①ｆ这对过高估计汉字和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不失为有力的反驳。
②ｆ其实这个解释并不全面，至今人们仍用“国粹”一词，而且有时用于褒义。如《语文建设》1995年第10期所刊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程祥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章，题目是“五洲华人弘扬国粹（指‘绝对求偶’）的盛举”。
①ｇ原文是handbook。顺便说一下，有些英文词典对此词注为“smallbookgivinguseful
facts”，不确。H.c.Wyld的《英语通用词典》（1956）对此词的释义中没有small（小的）一词。
②ｇ当然也非绝无仅有。例如查良铮所译普希金诗《致大海》竟将зыбь（涟漪、微波）误译作“牙齿”（俄语为зубы）
跨学科时代的语言学研究--从《语言文字应用》看近年语言
论汉语言文字的三维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