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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老舍小说的市民文化批判情怀

以下为为您编辑的简述老舍小说的市民文化批判情怀,敬请关注!!

论文摘要:平民作家老舍广泛细致地描写了市民生活,本文围绕其创作中难以割舍的市民文化情惊,从形成原因、内容层次及建构方向进行了初步探索。

出身市民阶层的老舍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小说,其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且因其小说中体现的独特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建立在对下层人民深刻理解上的市民文化批判情怀,给读者强大的震撼力。老舍成了说不完的老舍,至今魅力长存。

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作家对于生活的体验,因此探索作家外在环境,可以阐释其内在心里及其潜意识依据。

老舍独特的思想价值观的形成首先源于幼时的生活环境。老舍生于清朝末年北京一个旗人家庭,父亲是一名下级旗兵,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战死,父亲死后,一家六口人靠母亲为人拆洗缝补,艰难维持生计。老舍曾这样谈到他的家庭情况:“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一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因为穷,九岁才在宗月大师资助下得以上学,这样贫穷的身世经历一开始就将老舍置于底层社会物质匾乏中。正如《昔年)诗中写道:“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这首诗正是对他前半生忧患经历形象的写照。这些艰辛和不幸正是老舍一生写作的感情切入点,他将笔触伸到城市底层的贫民领域,“他所提供的都市生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是无人堪与比拟的,他描绘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五光十色的市民王国,诸如车夫、老人、暗娟、巡警、教员、拳师、土匪、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和为非作歹的洋奴汉奸,都有栩栩如生的刻画,都市古风、市井俗态无不穷描极绘。·一老舍作为小说家最杰出的贡献,就以他广阔的审美事业,提供一部古都社会新旧更迭期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百科全书。”

其次源于母亲的影响。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谈到:“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很义气的女人。”这样,“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穷、刚强、义气是老舍精神的原色。

但是,生活的经历并不等于思想和创作发展的历程,这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老舍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是五四运动,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五四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老舍反复强调:“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如果没有五四,我也不会想起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我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的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作家的灵感。”“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

中国北京是保存中国古老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古城,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舍总是难以割舍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老舍对北京多方位的展现的同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存在的市民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和批判。

80年代学者宋承毅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穿(国民改造)这一思想,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的,却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的确,老舍整个一生都在为之奋斗。“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必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习气,积蔽,与象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个十字架。老舍是批判的,也是建设的,他不仅关注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的病态问题,更重要的是倡导重建市民文化精神—实干精神和反抗精神。

老舍首先着力抨击封建升官发财的人生哲学。在《老张的哲学》中,老张全部人生奉行钱本位兵学商三位一体的思想。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一切以钱为根本:“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为钱!”“同时教学营商又当兵,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凡公事之有纳人私事范围之内之可能者,以私事对待之。”为了钱“家庭要是没有真爱情,可以用魔术替代之。”在小说的结局却因其盟兄当了师长得到荣升,当上南方某省教育厅厅长。《四世同堂)中祁瑞丰为了保住自己科长的职位,竟置亲如手足大哥瑞宣被捕于不顾,冠招弟为了能高升,毫无情义地截回要离开北平的姐姐……老舍对“一方面想做高官,一方面又甘心做奴隶”的丑态不留一丝余地进行揭露。

其次,否定了庸俗、敷衍、固步自封的灰色人生哲学。《离婚》主要表现“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张大哥的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和一群人百无聊赖地闹着婚姻纠葛。《赵子日》的主人公在虚荣的掩饰下浑浑噩噩,在礼义装饰下软弱无能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从中英文化对比独特视角来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相对《老张的哲学》、《赵子日》的“泼辣态肆处”写得更加细腻。通过叙述时间、空间意象转变,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中嘲弄挪愉了从古老文化积淀下来的保守、因循守旧观念。正如老舍所说:“写这部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与英国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代表些什么。”“对小说中的不同人物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马则仁重面子,不讲实际,事事格守祖宗成法,妄自尊大。老舍在小说中痛心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就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多四万万出窝儿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1935年《老字号》这篇小说中,“老字号”的人们对传统固守不放,以老传统为荣,愚昧、守旧,最后落得与古玩店的一样的命运。的确,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很多需要我们继续坚守,但正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二马》中马威、李子荣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不仅能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吸收西方科学精神,而且务实、能干,还有《离婚》中的丁二爷、《赵子曰》中的李景纯,都是老舍要塑造的新一代理想市民的形象。如果以“老字号”自居自傲,拒绝变通,是走不通的。在《猫城记》里来自地球的“我”向来自光国的胖子与瘦子询问:猫国所以这样贫弱,是否因为外国联合起来与他为难呢?他们的回答:“有那么一点,但是,在火星上,武力缺乏永远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意与没国格的国合作的……火星上还有许多贫弱的国家,他们并不因为贫弱而失去国际地位。国弱是有许多原因的,天灾,地势都足以使国家贫弱;但是,没有人格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因此而衰弱是惹不起别人同情……”表达老舍深深地优虑。

再次,揭露了倡导和平的国民性中隐藏着苟且偷安的弱点。中国的教育制度自古倡导牧歌短笛式的顺民教育,以和为贵,《二马》中马威小时候,马先生一天到晚嘱咐他,别和人打架,遇到街上打架的,躲着点,当马威和保罗打架令老马大吃一惊。老舍在《四世同堂》借钱默吟的口说道:“这次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自己的垃圾,我们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做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为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遗传病的。”正是这种遗传病,“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保身便变为偷生。”《四世同堂》中李四爷认为“忍耐是他最高的智慧,和平是他最有用的武器。”祁老爷平和宽容,忍气吞声地向一切人鞠躬,甚至对抄家便衣也微笑地接受“训斥”,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怯懦使他回避一切,当重孙小顺被日本人打了,居然想领小顺到日本人那儿道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认为“只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就可万事大吉。一幕幕血的事实:祁天佑被逼死,钱太太撞死·…使他清醒了许多,于是“他已不再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有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他们的命。”他终于勇敢站起来,不再忍气吞声。老舍在小说中写道:“一个具有爱好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手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须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这正是老舍对传统文化中市民意识所要建构的另一面—反抗意识。

老舍在深刻反思传统文化的病疾同时,更加关注和同情社会底层市民的不幸,并以人物的不幸命运来展示当时平民生活。由于老舍对人物独特把握和细腻描写,更获得了原生态质感,更加体会到贫困给旧中国儿女带来生命与精神的双重打击—“钱比人更厉害”。《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的遭遇是不幸的,他曾是个体面、好强、勤劳、好梦想的洋车夫,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却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最后祥子的世界崩溃了,完全变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小说从各方面揭示当时黑暗社会的罪恶,贫穷的人无法摆脱苦难的命运,只能“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1979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根据解放后的版本重新翻译《骆驼祥子》,在书上译者VI.James曾做了这样的介绍,“老舍是最好反映社会的小说家和城市生活的报道者,”“狄更斯的聪明才智,他的幽默,他对不公正事物的严肃态度,都在一个中国作者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然而在描写城市的动乱,老舍却优于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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