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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新批评复义理论对朱自清诗学理论的影响及其变异

  [摘 要] 主要通过燕卜荪的《复义七型》中的复义理论及其诗歌分析方法和朱自清的《诗多义举例》中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分析方法的比较和分析, 用以说明新批评的复义理论对朱自清诗歌理论的影响以及他在运用该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时所生发的一种变异现象。还指出朱自清的这种适合中国特点的中西结合式的诗歌分析范式对于形成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英美新批评;语境;复义;多义;诗歌分析;中国特色
  
  “复义”是英美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它是用来解释文学文本特征的一种现象。新批评派认为诗歌里的复义特征尤为突出。在新批评派主要代表人物中,无论是瑞恰兹还是艾略特,是兰色姆还是燕卜荪,他们都对语言中的复义现象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朱自清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在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学批评遗产。他所撰写的文学评论文章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所运用的方法深刻地打上了英美新批评复义理论的烙印。尤其是他的《诗多义举例》一文,可以说直接受到新批评派复义理论的影响。瑞恰慈在1929至1937年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时,朱自清就是他的同事。朱自清在他的《语义学常谈》一文中曾提到关于新批评的复义问题。他说:“‘意义学’这个名字是李安宅先生新创的,它用来表示英国人瑞恰慈和奥格登一派学说。他们说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每句话有几层意思,叫多义。”[1]15其实,这里所说的意义学就是现在的语义学(semantics)。他推崇瑞恰慈的语义学分析,承认自己“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地把治学与批评两项任务集于一身的杰出的基础”[1]16。朱自清指出:“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工夫不成。”
  [2]179他又指出:“文学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语义下手。”
  [1]16朱自清在治学中还十分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合。他在《诗多义举例》一文中就采用了燕卜荪“复义”的语义分析方法。正如他在《诗文评的发展》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分析词语的意义,在研究文学批评是极为重要的。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3]
  朱自清创造性地把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法和中国的文学批评的考据法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中西合璧式的鲜明的诗歌分析特色。本文主要依据燕卜荪的诗歌“复义”理论和朱自清的“诗多义”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点将其加以比较和分析从中见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以此来说明新批评的复义理论对朱自清的影响。
  
  一、复义概念的界定
  
  燕卜荪诗歌的复义理论实际上是他的导师瑞恰慈研究的语义学(Semantics )中的一个关键部分。瑞恰慈语义学研究的核心是“语境”(context)。他对“语境”的理解与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传统上人们对语境的理解一般是指一个词与它所关联的上下文的意义。瑞恰慈则主要从一个词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出发来理解和把握一个词的意义。他认为,语境的意义可以扩大到包括任何写出的或说出的话或所处的环境;还可以将其扩大到包括该单词用来描述那个时期人们所知的其他用法。因此,一个词“承担了几个角色的职责。” [4]人们所见到的这个词仅仅显现了一个角色的职责,而其他角色的职责就是“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4]335。燕卜荪认为,在日常谚语中,复义语就是依据非常明显而往往又是诙谐的或迷惑人的话。他主张按引申的意义使用这个词。因此他认为,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用同一句话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5]344,“复义的作用是诗歌的基本内容”[5]347;“一个词或一个语法结构同时有多方面的作用”[5]346;“复义本身可以意味你的意思不肯定,意味着有意说好几种意义,意味着能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一项陈述有多种意义。” [5]350“一个词可能有几种显然不同的意义;有几种意义彼此相关;有几种意义需要它们相辅相成;也有几种意义或是结合起来,为了使这个词表达出一种关系或者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下去的阶梯。”[5]350他认为词语中的复义现象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因此,复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针对文学文本,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考察文学文本语义中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复义系统之间具有相互的关联性。复义一词后来成为英美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术语。
  
  二、 《复义七型》与《诗多义举例》理论观点的相似性
  
  燕卜荪的《复义七型》一书首次将诗歌中的复义现象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他洞幽察微,鞭辟入里,用了二百多段名诗详尽而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了复义是诗歌中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法。该书的发表把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6]。朱自清的《诗多义举例》在文学理论界也是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该文章选取了四首脍炙人口的诗歌,通过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即把中国的考据法和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法相结合,将其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鉴赏的一种新的范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种科学的、实证式的诗歌鉴赏是对中国传统感悟式鉴赏的一种挑战。
  首先,我们把朱自清的《诗多义举例》这篇文章的标题拿来与燕卜荪《复义七型》的标题放在一起相比照,从中便可看出两个标题的相似性。前者的关键词为“多义”,后者的关键词为“复义”。其次,在《诗多义举例》一文里,朱先生直接提到了燕卜荪的复义问题,他说:“英国Empson 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诗。”[2]18需要注意的是,朱自清把英语Ambiguity一词译成了“多义”。应该说,“复义”和“多义”这两个词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对复义这一概念做了阐发,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多义”(plural meaning)一般说来只涉及数量上的多寡,它缺乏意义的叠加、复合的含义。而朱自清先生把燕卜荪先生所使用的Ambiguity 一词翻译为“多义”,这和燕卜荪本人所阐述的Ambiguity——“复义”是有差异的。再次,朱自清先生本人也并不完全赞同瑞恰慈语义学中的语境理论,他认为瑞恰慈等人所说的语言文字的作用有些过分。因此,朱自清在认同“Ambiguity”为“多义”的同时,还加上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无论怎样,朱自清先生还是认为新批评的诗歌分析方法确实比较适合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他曾经批评某些人在诗歌鉴赏时只以兴趣说诗,因而其解说往往流于肤浅。他认为,对于一首诗的鉴赏和理解需要凭借知识,要从分析下手,不能想着只有一个正解。他曾经举过一例,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抗日会在北平开过一个金利书庄。起店名的顾颉刚先生告诉他这“金利”店名有四意:一是财旺;二是金属西,中国在日本西,意指中国利;三是用《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话;四是用《左传》“磨厉以须”的话,意指对付日本人[2]180。“金利”这个店名对于普通人来讲,一般都会理解为第一种意思“财旺”,很难会想到其他几种意思,而这后几种意思就需要知识去揣摩。朱先生所举的例子的“多义”正是新批评所用的语义分析法。英国诗人锡德尼在他的一首诗歌里经常使用“山”和“森林”这两个词。燕卜荪在分析时说:“山”的复数名词有几个意思:(1)暗示着被囚禁、被放逐;无计可施和虚弱无力,或暗示困难与成功,令人羡慕或感到自己的伟大;(2)给你死亡的静寂与绝望。它们离你十分遥远,太阳在它们背后升起又落下,它们又离你很近,将你困锁在山谷里,它们是杳无人迹的荒野,宽广的牧场,夏天里你放牧牛群的地方。“森林”有几个意思:(1)既有价值又为人所熟悉却是荒凉的,隐伏着危机;林中既有夜莺又有野兽;(2)这里野兽虽然凶猛,却能给猎手快乐;(3)森林之火不是有用的便是毁灭性的;(4)它虽然荒凉贫瘠,却任人观赏,高大的树冠就是骄傲的象征[7]49。在《诗多义举例》中,朱自清为了一改国人在对诗歌鉴赏时不加分析的、空洞式感悟的做法,他以身示范,率先挑选了四首脍炙人口的诗为例,将中国考据法和新批评语义学分析法相结合操刀于中国古典诗歌从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开创了一条新路。
  其次,和燕卜荪先生一样,朱自清先生特别注重细读。从他对诗歌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细心、一丝不苟的学者态度。他通过大量搜集占有材料,对每首诗歌的分析都是“从小处着手”。他强调做此项工作得认真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也不放松。有学者指出,朱先生的文章“也需要细读,多读,久读,才能发现那些常言常语中的至情至理,才能发现那些矜慎中的创造性,稳健中的进步性,才能发现那些精练中的生动,平淡中的绚烂。”[2]11
  再次,朱自清将考据与语义分析相结合。他把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方法和中国文学批评的考据法结合起来,应用于解析中国古典诗歌并且在实践中阐发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点。他指出:“分析词语的意义,在研究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2]19在他看来,从前人们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也应当同样看重“义”。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词语用得太久,意义多含糊不确切,所以需要对他们进行考辨、分析,而考析的结果就可以再现“旧日的文学面目”[2]19。因此,单凭考据来鉴赏诗歌往往缺乏说服力。如果把考证出来的东西再结合语境进行语义分析,这样的诗歌鉴赏就会令人信服。我们再来看燕卜荪关于这方面的评论。燕卜荪指出:“从表面上看,有两类文学批评家:鉴赏性的和分析性的,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身兼二职。鉴赏者必须也是分析者,因为要把一个复杂的体验说得简单些,唯一的方法是把它拆散开来,一个一个依次述说。分析家必须也是鉴赏家,因为他必须使读者信服自己,确认自己很在行。”[7]38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二者观点的相似性:朱自清强调在为诗文集作注时,注解者既要兼重“事”又要兼重“义”,燕卜荪强调在进行诗歌分析时分析家要身兼二职,既要做一个鉴赏家又要做一个分析家。其实,一个词伴随着时间的进程会不断地增添新的意义。因为“一切语言都起于人类的需要,人类工作活动以及人类的思想情感。如果高明人一旦窥见了自然界活动和力量的秘密,用传统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远离寻常人事的对象就不够了。他要有一种精神语言才足以表达出他所特有的那种知觉。但是,现在还找不到这种语言,所以他不得不用人们常用的表达手段来表达他所窥测到的那种不寻常的自然关系,这对他总是不完全称心如意。他只是对他的对象‘削足适履’,甚至歪曲或损毁了它。”
  [8]243歌德的这番话对于新批评的“诗歌的意义要进行分析”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下面笔者将结合朱自清对诗歌的分析,从中看一看他是怎样将重“事”和重“义”合二为一的。取陶渊明《饮酒》一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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